作者:阿贝尔 2009-05-09 09:05 星期六 晴
5.12震后平通抚慰记
6月6日 阴 培训会
上午走成都回来，下午13：30，去指挥部开死难学生家长抚慰培训会。市上来了工作组。会议精神：“维稳”。原则：“三个立即”（公安机关立即拘留，检察机关立即逮捕，法院立即从重判处）。
县委某部长讲话。公布全县死难师生人数：统一口径，死亡学生343人，失踪12人；死亡教师13人，失踪3人。其中南坝小学死亡173人，平通小学46人，平通初中113人。
（最终核实学生死亡人数：南坝小学173人，南坝中学4人，平武中学1人，南坝周周幼稚园2人，平通小学46人，平通初中113人，桥头小学1人，石坎小学9人，石坎兴坪小学12人）
部长原话：昨前天，有从台湾过来的人抱了百万现款到南坝给死难学生家属发，发了15万，秩序太乱，发不下去了，走的时候说：“好不容易过来做点好事，还是被共军发现了。”还有一个什么教（派）的人，拿了西洋巧克力给幸存学生发，每人一块，发了过后跟学生照相。政府花了这么大的人力财力，居然抵不上几块巧克力。他们心怀叵测，无外乎是想利用群众的情绪制造事端，挑拨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部长要求：开展“一对一”抚慰工作，要切实宣传好党委、政府在抗震救灾中都做了些什么，要对部分死难学生家长群众提出的“施救不及时”做出积极的解释，要把5.12地震的震级、烈度告诉他们。发现问题，及时上报。“个别新闻媒体，不怀好意”，要善于识别。统一口径：直接损失原因，就是地震。坚持以人为本，抚慰死难学生家长的内心。抚慰过程中，由他们哭，遇到过激言行要正确对待并化解，不能激化矛盾。
地震台台长胡江（我的初中同学，当兵回来转业到地震台）讲地震知识：
1.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准确预报地震发生的震级、烈度和时间。
2.1975年的海城地震、1976年的松（潘）平（武）地震的准确预报，有很大的偶然性。
3.5.12地震为全世界罕见。
4.词语解释：震级——第一时间爆发能量的总和；烈度——地震爆发能量对地表的破坏度。
5.5.12以前抗震设房的标准，成都、江油是7度，德阳是6度。（平武？）
我们地方志办公室分到的两户都在平通：谢 英，女，12岁，平通小学六年级，父亲谢成武，家住平通镇石坝村船头河；刘飞飞，女，7岁，平通小学一年级，父亲杨培富，家住平通镇石坝村毛坪。
6月7日 雨转晴 曾经百合
早上8点动身，中午12点到转盘路。路况一天比一天好。午饭是旅游局给的一听八宝粥。在沙湾塞车时，我拍到了路边带露珠的野百合。野百合在满目创痍的地震断裂带上是对我们惊魂未定的内心最好的抚慰。
在转盘路望见平通，明显感觉已经不是5.12的平通了。即使还是5.12的平通，也不是5.12的气氛了。5月19日在南坝，就听说平通已经清场，指挥部已经撤退。
平通偶有房屋站立，但更多的是坍塌空缺地带，更多的是蓝蓝红红的帐篷。龙门山断裂带由北川延伸过来，穿过青漪江对岸的牛斐村，笔直地切开李家院，像一条侏罗纪龙，在青漪江里拱起一道堤，直捣平通场镇。李家院完全成了一条几百米长的废墟带，或隐或现在夏日的葱茏里。不管是钢筋水泥的新楼还是木结构的老房子，都被震得惨平。沿青漪江南望、北望，看见的都是被撕裂的山脉，血已结痂，伤口依旧。在这些伤口里，至今还掩埋着好些村民——仅牛斐村桥头上一个村民组就有29户37人。
正午的烈日照在平通初中的废墟上，113个少男少女已经被烧成灰烬寄存在江油殡仪馆某个我的想象无法企及的地方。他们坐过的桌椅、读过的书、用过的文具、完成和尚未完成的功课以碎屑的方式残留在瓦砾里。我躬身走在废墟上，寻找着他们的信息。我知道除了空无我什么也找不到。阳光已恢复它的金质，废墟外的桑田也已恢复它的沃若与葱绿。我看见那些被遮蔽的死亡清晰地呈现在废墟的缝隙间，就像受了烈日烘烤卷曲的字纸。
我在废墟上爬行，拾捡生命的证据。没有眼泪。被巨大的空茫笼罩。我甚至回忆不起二十年前我在校园里走动的情景，回忆不起那些年轻的感伤。死亡最重，它承载了教学楼的全部坍塌，承载了113个家庭的缺失与绝望。断桌，残椅，变形的文具盒，翻开的教科书，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一篇嘎然止笔的小说，一段有趣的聊天记录，几颗散落的棋子，一串生锈的钥匙……先是目光去摩挲，再是心，再是镜头。每一个物件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一个死亡或逃生的亲历。永远无法寻找到对应，因为永远无法让时间回到5月12日14点28分之前。
我坐在废墟上。埋下头。不为凭吊，不为思量，只为伤怀。一小孔阳光走我的臂膀间落下来，映在一个没有邮戳的信封上：平武县平通镇平通中学何敏（收）。落款依然是平武县平通镇平通中学。凭我的经验判断，这是一个情窦初开的事件。何敏，你还好吗？与你对应的那个空缺姓名下的少年，他还好吗？阳光静止在信封上，像一滩眼泪。我非常非常担心这两个花骨朵。
两个少年爬上废墟，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注意到戴眼镜的那位，镜片背后蒙着凝霜似的悲伤。他极其单薄的身体站在废墟上的姿态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直觉到他们正在与已逝生命进行一种特殊的对话，或者叫缅怀，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依旧在一起。我过去与他俩攀谈。不语。彼此望着。用目光交流。直到我做了自我介绍，两个少年才开口。眼镜儿叫张合，平通初中三年级三班学生，5.12当天正是他16岁的生日。他们班的教室在教学楼三楼，他坐在后排，离门很远。地震发生时都没在意，等厉害起来他才开始跑，刚跑到二楼和三楼间楼道的拐角处房子就坍塌了，他当场被掩埋，所幸未受重伤，几十分钟后被救出。另一个同学叫吴佩轩，与张合同班，看身体像个运动员。果然，地震来的第二波他便开跑，房子垮塌时他已经跑到操场上。
两个幸存的少年有了笑意，我感觉到一丝欣慰。吴佩轩告诉我，他们班有11个同学遇难。具体问到名字，他问我可不可以不说。我看看他，又看看戴眼镜的张合。
“你们要是不想说，可以不说。”我告诉他们。
“你要他们的名字有啥用？”吴佩轩问我。
“也可以说没有用，他们死了，要不了多久便可能被遗忘，我是一个作者，记下他们的名字，是想在纸上为他们建立一座纪念碑。”我告诉他们。
“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告诉你！”吴佩轩说。
我这样写，算不算是在为他们立纪念碑？
他们是：潘红梅（女），罗春梅（女），崔箐（女），余玲（女），高明，余剑，赵玉林，敬琳琳（女），刘娜（女），刘琴（女）。
剩下的一位他俩一直没有想起名字。
我跟两个少年在废墟上合了影。
从废墟上下来，遇到正在小操场给部队烧开水的退休教师漆明华。从她口中得到了平通初中死难老师的名字：乔广平、蒲芳群（女）、蒲方权、禹淑媛（女）、曹定元、严玲玲（女）、李宏勇。乔广平是比我低一级的校友，是诗人刘强的同班同学。印象中的他皮肤白净，举止文雅，说话细声细气。
13：20，赶到平通上街船头河，见同事老何正在抚慰死难学生谢英的父母。为老何带路的平通小学潘钊老师和李璇老师也在。5.12过去27天了，谢英的父母看上去已经度过难关。我们按照6日下午的会议精神做了抚慰和解释工作，并询问到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和要求。离开的时候，老何以私人的名义给谢英的家长拿了一百块钱。
我很想看看谢英的照片，考虑到可能勾起他们的伤痛，又放弃了。
也是在谢英的家里，我才得知眼前那位戴眼镜的小家碧玉的李璇老师，就是乔广平的妻子。目光停在李璇身上的一瞬，我不经意打了一个寒颤，接着便感到一些暖意顺着我的目光在朝她传递。看上去她已经接受。她安静的身体，镜片背后疲倦、略带迷惘的眼神，她搁在双膝上的安稳的小手，都是接受的证明。但我又担心她是否真的接受，真的承受住了。
从船头河出来，我一直走在李璇老师的身后。滚日如火，空气里是焦灼的沉默。我酝酿了好几种版本的抚慰，却一个字也吐不出。她的丈夫死了，留下她和儿子。看着她的背影，看着她有些凌乱的发辫，看着她的牛仔裤和沾了泥的脚后跟，视线渐渐变得模糊。我希望做的，就是把手递过去，让她握住，或者将手伸过去搁在她瘦削的肩头。
在93号帐篷找到刘飞飞临时的家。刘飞飞只有7岁，5月12日下午从废墟里掏出来时舌头都咬断了，脸也被压扁了——不忍去想象一个7岁的女孩在与死神搏斗中所受的痛苦。
地震发生时刘飞飞的父亲在距离平通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是刘飞飞的婆婆。婆婆慌乱之中抱到了别人家的孩子。
座谈的时候，老人家一直在抹泪，抹到后面，干脆不抹了，尽管它流。
“星期天在家里，晚上睡觉也跟婆婆睡，还抱着婆婆说：‘婆婆婆婆，我长大把书念出来了供你！’”老人家一边讲一边抽泣。
地震发生后，刘飞飞的父亲急忙往回赶，看见自己的女儿没了也顾不上怄，爬上废墟去救人，救出了一个女生。刘飞飞的父亲告诉我们，救出女生那一刻，把她从废墟抱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是自己的女儿。
刘飞飞的父亲给我们讲到一个细节：星期一早上，刘飞飞又是说又是笑去上学，拿着专门为她换的5块新钱。
刘飞飞的婆婆也给我们讲到一个细节：六一那天，学校照样给刘飞飞发了新书包、红领巾和奖状。看见奖品，她一下都瘫了，哭成了泪人。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潘钊老师改完了刘飞飞的姐姐杨欢的日记。我拿过来看了几行，眼泪就出来了。
今天早上，老师再一次找我谈话了，她对我说不要消沉下去，如果再这样消沉下去，将会给你带来无比的不快乐，让我去和小朋友们一起上课，我拒绝了，因为只要看到和妹妹差不多的小孩子在一起，我心里很疼，我会想为什么妹妹没有能出来，为什么我们村里只有我们家走了小孩……甚至痛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拉妹妹一把……
离开刘飞飞家帐篷的时候，我拍了拍刘飞飞的父亲老杨的肩膀，要他坚强一些，多安慰自己老婆。
摩托车停在他的身边，他已经开始跑摩的找钱自救。
想跟李璇老师坐坐。乔广平走了，我知道我不能帮她什么。潘钊老师打电话帮我联系时，我告诉潘老师，她不愿意就算了。这是一个相当隐秘的愿望，不是为了满足我的道德欲望，更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怜悯与体恤之心。
李璇来了，停在潘钊老师住的33号帐篷外面。我发现她换了身干净衣裳。得体，时尚。我看看她，不晓得说啥。她在我对面靠近阳光的一把凳子上坐下，表情是默然、漠然，镜片背后的眼神也是默然、漠然。
把人叫来，总是要说话的。但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一个尚且年轻的陌生女人，男人在地震中死了，如何去与她交流？我确信她是不要听那些俗套的公共话语的，而我也是一贯轻蔑那些不带体温的公共话语。
我是希望她能谈谈我的校友乔广平，谈谈他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可是没有。她坐着，镜片背后的漠然清清楚楚，她不像是对我有什么期待，她只是在捱，一分一秒地在捱。既然这样，她完全可以拒绝我，一个人呆着。
我这么想，又觉得她对我、对明天是有期待的，而且就在我们枯坐的时候，她已经有所感获。如果真如我想，那也是我的初衷。
我问到乔遇难的细节，李璇说她也不知道，她在小学，一直带着自己的班，她是第二天下午才被初中老师接到现场的，之前都瞒着她，不过当天半夜她已经预感到了。乔上的是化学，下午第一节是初三、三班的课，地震时正在初三、二班发试卷。初三、二班的潘俊强老师（我的师范同学）正在一楼的政教处办公室批评午睡时说话的女生。李璇看见的乔已是遗体。她听人讲，乔当天下午掏出来就没气了，吐过很多血。
李璇没有眼泪，前前后后都没有，不多的几句话也是淡然。看得出她很疲惫，非常非常疲惫。从她表现出的茫然、漠然，我看出了她有失忆和麻木。当我问到她5.12之后的这些天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她的回答颇有些让我意外：“大家是怎么过来的，我就是怎么过来的。”
当我夸她坚强的时候，她说了四个字：“看似坚强。”
她们的儿子叫乔毅，就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打电话过来说已经到了南京。
我们离开的时候，李璇已经退到阴凉里。她瘦小，但却不孱弱。我们的枯坐就像我不成样的采访，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我谢谢她，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笑了一下。她的笑很短，很弱，很模糊，就像过早爬上她眼角的鱼尾纹。
下午16：50。在平通中街一幢贴有“加固使用”标签的楼房的阴影里，我遇见一位声泪俱下的妇女。听她哭诉，陪她流泪。她叫何珍燕，她的女儿何敏在5.12 地震中遇难。已经27天了，女儿也是在她的怀里咽气的，但她还不相信女儿死了。
“闭上眼我就看见她，天黑之前也总是看见，她背着好大一包书本子，走得爬腰爬腰的……她迟早有一天还要回来！”何珍燕一边说一边抽泣。
一个少女渐渐呈现在我脑海，从石油般黝黑的夜晚。我希望看见她多一些，不只局限于书包、发辫、爬腰爬腰走路的身姿。我希望她转过身，看一眼我……
听何敏的妈妈讲——也不单是讲，是哭诉——7月21日何敏就满16岁了，她在乔广平老师班上，5月12日下午5点过抢救出来，脑壳和脸上有轻微的擦伤，有一颗门牙断了半截，她只是说“肚子疼”，说她的两只腿莫法动，她躺在妈妈的怀里，要水喝，要妈妈帮她揉一下腿。在场的医生没让喝水。
“我包包里揣了几颗水果糖，我想给敏儿放到嘴里抿一抿，医生也不让，早晓得结果是这样，不如给我的敏儿水喝、给我的敏儿水果糖抿……”何珍燕说。
“星期六在家里，洗头洗衣裳，我和她爸爸在坡上忙，回来看见她拆了个烟盒盒，给全家人写了封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我种了一点花，代表我的绿色心情——本想当面给爸爸说，不要损害我的花草，冬天那场大雪把我的花都冻死了……我记不得了……敏儿还写了好多好多……”何珍燕说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她爸爸吃了烟爱往她的花草里丢烟锅巴，她要她爸爸爱惜她的花草。她还写了篇日记，说她坐在窗台上，看窗外的菜花、桃花、麦子——她说她是第一次坐在窗台上看风景——落名是‘你们的大娃儿何敏’，最后还有一句：爸爸爸爸，我二回毕业，想到西班牙去耍。西班牙在哪里？我的敏儿，你这阵会不会就到了西班牙……”
何敏的妈妈说不下去了。我叫她别哭了也别说了。可是她又说了：地震前两天的周六下午，她大婆婆看见她的玫瑰枝长长了，要她修剪，她说她不剪，她就喜欢玫瑰本身长的样子，还问她大婆婆要不要马裤，说她的马裤多得很。
何敏的妈妈告诉我，前几天何敏的一位好朋友打电话给她，说她在网上为何敏建了个灵堂，好些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人都来送了花、上了香。
凭直觉，我发现何敏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女孩，也是一个有心思的女孩。为了读到她的留言和日记，为了亲眼目睹她生前种的花草、熟悉她成长的山村，我坐她父亲的摩托车去了她的家。
（去何敏家的事，我后来写成了《天使寻访记》，登载在《萌芽》杂志2008年第九期，并给了何敏的父母一本杂志。）
晚上22：16，在平通初中37号帐篷见到了我师范的同学潘俊强。在这样一个背景、一种环境见面，我们只有一杆接一杆地吃烟。他活着，还是那么宽皮大脸、虎臂熊腰，只是他的母亲死了——五月十二日两点二十八分，死在了他的寝室里。他的母亲一直都在遂宁，因为兄长不孝，春节刚刚接来。
潘俊强是幸运的，十二号下午他有第一节课，且是遇难人数最多的初三、二班的课。地震发生时他还没上楼，他正在政教处办公室批评三个女生——她们平常都很听话，十二号中午睡午觉时却三番五次违纪——“是她们三个救了我，也可以说是我救了她们三个。”潘俊强这么说。潘俊强是学校政教处主任。
地震发生后，潘俊强不顾自己母亲的死活，一边组织男老师上废墟抢险，一边安排女教师转移幸存学生。有学校家属哀求潘老师组织人员先救她的女儿邓友梅——也是学校老师，潘老师说：“不行，要先救学生！”所有在场的男老师都冲上了废墟。程道勋老师自己的妻子、儿子都被埋在了废墟里，也顾不上，一起参加了救援。
“先救学生，先救容易救的。”这是在危难之时一个老师的选择。
“走廊和楼梯间的人最多，大家动作要快！”这是一个政教处主任的声音。它急切、理性、充满对生命的理解与热爱。
“你们别怕，有老师在，老师一定会救你们出来！” 潘俊强这样安慰废墟里的学生。
营救过去三个多小时，终于有两台挖掘机开进学校。潘俊强立即安排人找铜绳，进行氧焊切割，并亲自指挥装载机拉圈梁、吊预制板。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救出了93个活着的学生和60个遇难者。不幸的是，到13日上午，93个活着的学生当中又有16人因伤势过重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
夜深了，月牙儿挂在帐篷上。月牙儿很黑，夜空很黑，像一幅版画。只有被地震撕裂的山脉是灰白的。
我走出帐篷，望着黑月牙，望着大地模糊的伤口，感觉心头一阵空寂。那么多的死发生了，那么多的惊恐与绝望发生了，我们还活着，我们用我们的活承受他们的死。这不是选择，是宿命。
潘俊强的老婆、女儿进帐篷睡了，还有我不认识的小李老师、老朱老师。我和老潘站在帐篷前面的土坎上，心里空得没有什么可说。月牙儿很好，却不能抚慰我们。老潘说，5月12日地震后他一直忙，老母亲遇难也只有草草安葬，前几天稍微松懈一些，夜里失眠，想到很多，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也不全是为老母亲，也不全是为死难的学生……
回镇政府的帐篷睡觉，在帐篷外面看见月牙儿和椒子山。很冷很美的一幅版画。我拍了下来。很静。月牙儿不再像先前那么黑，已经变红。
6月17日 晴 教育系统捐款
这次是包车，办公室临时请的打字员小春也去了，我的岳父也去了，老何的夫人也去了（因为晕车，只走到南坝）。本来12日就该去，陪领5000元国家抚慰金，因为是下午临时决定的，找的便车只挤得下一个人。这一次是去送全国教育系统捐款，每个死难学生3000元。
车直接开到谢成武家门前。老谢坐在阶沿上，没有什么热情，说话时也不看人。我主动进屋去抬凳子，递给老何，递给小春，递给我的岳父。老何说明来意，从皮包里拿出钱，递给老谢，叫他数一数。一个不鼓不瘪的信封。老谢不在乎钱，或者装着不在乎钱，没有去接。他的目光有些涣散。他仰起头，靠着墙壁，表情里同时透出悲怆和嬉皮。我怎么就感觉5.12使他的心变成了搓衣板，且是多年不用的搓衣板，生了青苔，变得滑腻停不住东西。老何再一次把信封递给他，再一次叫他数一数。他接了，转过身趴在凳子上数起来。我掏出相机，把正在舔着指头数线的他和看他数钱的老何框进了镜头。
“他们的意思是，就这么了了（lao）？”老谢数完钱，抬起头问老何。
我们都知道他说的“他们”是指谁。
“这3000元，是全国教育系统捐的，是全国的教职员工对遇难学生家庭表示的慰问。”老何解释说。
我不知道我能够与老谢说点什么。老谢又高又瘦，皮肤很黑，脑壳、脸都很小。但眼睛很亮，说“贼亮”是最准确的。酷似一个漫画人物，如我父亲早年骂我二哥的那种——“麦秆子上顶鸡蛋”。说话的时候，抬头的时候，脖子上、脸上的黑筋绽出。一看就晓得是个一根筋的人。
把刘飞飞的父亲叫到镇政府的帐篷里，问他现在的日子、现在的想法，问他而今眼目下最急需解决的困难。几乎没有。刘飞飞的父亲永远都是一副对不起党、对不起政府的表情。第一次见面给他一百块钱、一套床上用品，都是这种愧欠的表情。他叫杨培富。老杨把大把大把阳光带了进来，让我们觉得空气都在燃烧。把3000元抚慰金递给他，他是双手接住的。我不敢看他的表情，又黑又瘦又憔悴的脸上有些卑微。包括那一双黑如老鸦爪子的颤抖的手。
那双手也数了一遍信封里的钱。
再一次问到老杨家里的困难，他这才羞答答地说想要点彩条布，回毛坪老家去搭个棚子，好放从废墟里挖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老杨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就朝他指了指坐在他身旁的镇党委书记。老杨叫了声王书记，把要彩条布的要求提了。老杨说话的时候，书记的脸一直朝着旁边，没朝这边看。老何重感冒，上攀枝花卫生队打针去了。书记的举动让我很没面子。“王书记，老杨的要求你考虑一下。”直到我叫到书记，书记这才把脸转过来，打了两个哈哈，打了两句官腔：“现在都是帐篷，现在莫得彩条布，等二回有了，再给你考虑。”也算满意了，虽然老杨和我都不知道二回是什么时候。
钱送到，人见到，我们走了。汽车一过，街上的灰尘溅起几尺高。关了窗玻璃，在没有空调的车里热得像洗桑拿。已经这样，我还要把脸贴到窗口去看平通。我也不晓得我看到些什么。李家院前两天又遭遇了泥石流，我们八号走过的麦地和桑林已经被掩埋。
6月23－24日 晴 面对很多事情，就像面对时间一样无奈
23日再次去平通。没有车，赶客车。沿途已经不想看窗外，不管是夏日美丽的河谷还是地震的残墟。闭着眼，也不去触摸内心。昨天下午南坝死难学生的家长阻断了公路，直到傍晚才通行。政府官员有政府官员的考虑，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理由，相互都有交叉。我不去评价。
太阳烈烈，在旧州堵车的时候我拍了江油关，有几幅是下到江边拍的。关山在地震中坍塌的痕迹在太阳下很耀眼。南坝依旧在一个被否定的过程中。地震已经否定，现在是清理否定的语言碎片。“为了我自己的健康，我不到南坝去。”车上的一位旅客大声地这么说。我的感冒还没有好利，鼻子闻不到南坝的腐臭。
平通在我生造的“滚日”下像一具被烘烤的尸体。汽车开过街上的尘烟足以让我们窒息。我们在唯一开张的一家餐馆吃苍蝇吃过的饭菜也觉得喷香。
到工作点，死难学生的家长刚刚解散，从县城赶过来的大小官员和职工也正在离去。
“别人没有闹事，别人很文明，四五十个人找到镇政府和指挥部，反映了一些问题上去，希望得到一个答复。”被太阳晒得漆黑的老程在路边告诉我们。
太阳火燎，不时看见有从县城赶来的干部躲在尚未搭好的板房底下。不时看见有熟人的小汽车开过来。看见副县长、人大主任等领导从帐篷出来，钻进小车。我抬头望了一眼太阳，揣摩起死难学生家长顶着烈日回家的心情。我怎么就发现他们的心情是颗粒状的，像沙砾。
没有去见我们抚慰的对象。过于勤密地去见别人，就是给别人家庭添乱。
在转盘路赶车到江油，再到绵阳。明天枣和灿回来。江油街道两边搭的还是帐篷，看上去生活远没有恢复正常。在电视里看见江油要拆除三百多万平方米的房屋重建。车过李白的青莲，我看了一眼路边的牌坊。到了平原上，我看见的阳光除了烈，还有苦涩。绵阳人民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又吃得上火锅了。绵阳人民只不过比我们早一些从水深火热里出来。到处都听得见有关水深火热的传说。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人物众所周知，事件版本不一，细节啼笑皆非。啼笑之余是悲哀。生活正常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我在雨田七层的楼上睡了一宿。雨田的新楼没有任何地震过的迹象，睡在里面便也不会像睡在平武要去幻想八级的情状。
24日凌晨醒来，翻了一大堆《文学报》，抗震救灾的居多，看见5月16日电话采访我、以及我后来在南坝的采访手记，深切地感觉文学参与现实的尴尬与可怜。纪实稍好一点，诗歌可谓惨不忍睹。
从绵阳到江油，再到平通，都有些喜剧。因为水观马鞍石堰塞湖放水冲毁了沙湾临时公路，我们只好在平通等。
两点出发，到九零三桥头被堵，沙湾的路仍然没有好。车龙从沙湾一直排到响岩。从南坝过来的跑摩的人说，上面的车龙排到了高庄。我们当然晓得，林家坝还被交警堵了上百辆。一条地震后的省道，不晓得从哪里来这么多车，看车牌号五花八门，差不多除台湾外各省的都有，重型卡车居多。堰塞湖昨天下午放水，车自然也是从昨天下午堵起的。很多人又问到政府是干啥子的，这么大的事，有通告吗？有信息公开吗？有事前预案吗？几十里的车龙，很多从昨天下午就开始等起。太阳一寸寸地走，直到落山，我们还在九零三桥头等。
（此处有删节）
6月29日 阴转晴 花花太阳下的眼泪
5.12之后第49天。我第六次去平通。早上在高庄堵了四十分钟车。先前推通的塌方，几天前又开始垮。这次没赶班车，包了面的。赶班车的滋味无法言语。不到一百公里路，比小车要慢出一个小时。那个折腾，那个熬。第四次第五次去，走到林家坝已是下午一两点，吃了午饭过平通，觉得四下空茫。复原的太阳，尘埃，被时间蛀空的废墟与迸裂的山。
露个面算是报到，报个到算是工作。打电话，别人在半山上搭棚子，别人在十几里外放羊。
今天是个敏感日，七七四十九天，家长会来给孩子烧纸。县上从25日便开始布置，要求“一帮一”的驻扎在下头。下头怎么住？当地的灾民都弄得头起腰不来。有小车的单位还好，油门一踩，打个转转，下绵阳了。酒店住起，伙食吃起，救灾款花起。救灾款是专款，审计严格，节省下来也莫法揣进包包。
不到十点我们就到了平通。很多车很多人都在了。见了，也就见了。书记还是笑眯眯的。跟老何去报到，没看见部长，看见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我说过，报到就是露个脸。工作自己在背后搞。但传统是背后搞的工作不算数，要看面子上的。我在副县长临时办公的板房里拿了两瓶水，给了老何一瓶。
平通今天逢场，地震后搭建的临时集贸市场人山人海，积满灰尘的公路两边也人山人海，卖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我看见李子、桃子、土豆和西红柿。挤在人群里，我相信人真的如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花花太阳，悄悄秘密晒人。我知道那些卖瓜果的人，一场卖个几块几十块，买点生活必需品回去，就是没有积攒，也是过日子。
去船头河谢成武家。老何的帮抚对象。我们拢的时候，老谢的女人正在路边水龙头上淘麦子，老谢的父亲母亲和儿子都在。我们走到房子底下，自己找凳子坐。老谢的女人边淘麦子边跟我们打招呼。有一个小时，老谢出来给我们发烟，说话，老谢的女人一直在淘麦子。也搭话。看见淘麦子的女人，我想起小时候婆婆淘麦子的情景。在大河边上，用的是篾条编的夹背和簸箕，淘过就晒在河边的簟里。淘麦子就意味着要吃白面馍馍。晒簟要从屋檐下扛到河边去。多数时候是父亲和母亲扛。有时婆婆也扛。婆婆扛晒簟的样子很夸张，类似于我后来在蚂蚁窝边上看见的蚂蚁扛豆草。原先还以为老谢女人淘的麦子也是可以蒸白面馍馍的，等到她把淘过的麦子晒在我们旁边的水泥地上就全明白了——全是些雨水泡朽的麦子。
我们说话的时候，两个老人也在场。老太爷像是更纯朴，也像是更讲道理。说纯朴肯定没有问题。是更懂道理吗？会不会是一种奴性？老太婆有些泼辣，说话尽带刺，看样子看表情，有“双抢老太婆”的神采。老太爷不时干涉着老太婆。当然，这些都是旁白，对白在谢成武与老何之间展开。老何的口语表达有些哽咽，有些断断续续。我在一旁干着急。好在老谢不在乎。
老谢坚持要政府给个说法：一、希望工程捐赠修建的明德教学楼为什么空了几个教室没安？二、旧教学楼说了好几年是危房，为什么还要安排学生在里面？三、上面给了旧教学楼维修费，是怎么维修的？为什么只是粉刷了一下？
我跟老何不明情况，没有发言权。老何也把这些问题给教育局反映过，教育局的回答是“明德楼本身就是综合楼”，即是说可以做教室、做老师办公室、做电教室、做图书室、做杂物堆积室、做幼儿园教室、做麻将室。不知当初“某明德”捐修的初衷是不是也是这样。
谢成武和我们说了很多话，气氛很好，到后头真可谓其乐融融了。我们答复不了老谢的问题，我估计政府最终也答复不了。看看黑煤窑、黑砖窑最终弄了个啥名堂出来，也就明白了。老谢一口一个“共产党好，共产党上面的政策好，就是底下的乌龟王八给整遭了的”。我没有附和。我想告诉老谢，很多时候，从盘古开天到人类灭绝，这个世界未必都有讲理的地方；再说我们很多所谓的理本身也是含糊不清的；我们需要的是活着，有吃有穿有住，教育好下一代，让他们可以活得有尊严、有自由一点。我不知道老谢是否听得懂我的话。我之所以瞧不起某些年轻官员，是因为他们忘却了他们读书时所接受的人生、社会理想，堕落成了抓拿骗吃的官僚，丧失了起码的民本思想。很多官员的父母都是农民，有的至今都在家乡当农民，但他们早已不为百姓说话了，这个悲哀是巨大的。
让我们放心的是老谢懂法，说他不会去胡闹，去做过激的事，他会有理有信地反映问题、寻求答复。唯一不放弃的是，在没有得到政府满意的答复之前，不让人动小学的明德楼，哪个敢动明德楼他就敢爬上楼去，就敢抱了铺盖进楼去睡。我想，老谢这么讲，未必是他的本意，他的本意不过是想得到政府的答复。
从林家坝吃午饭过来，正是14：28，听见鞭炮响，走进中学去看。上校园里站着很多人，停着很多车。有吉林特警，有本县公安，有赶场的群众，有“一帮一”的干部。在上校园左侧，我看见一个穿着严谨的中年男人爬上了倒塌在废墟上的梁柱，下面有两三家人在烧纸、烧香蜡。鞭炮响起的时候，男子开始呼口号：“还我儿子人权，打倒地方官僚！”呼了三遍，很激愤，也很孤独。废墟下面他夫人在嚎啕，嘴里说着什么。几百人围观，警察、军人、干部、群众、小孩。我拍了照。拍了在废墟下面低泣的人。外面公路上停满了小车，一辆警车正在播放地震期间治安管理条理，女声戴铐。在这样一个场景，听到这样一个背景声音，没有什么不明白。我感觉废墟在放大，瓦砾的粗糙在磨损我的咽喉。一阵哽咽，一阵酸楚，我忍不住泪水滂沱。
往下校园走，鞭炮声此起彼伏，纸火熊熊，泪流滚滚。那些男人女人，那些老人孩子，他们在眼前的废墟里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己身上的肉，我能体会到那种切肤之痛。我坐在纸火边，泪流满面，不能拍照。不知为什么。我不想问为什么。我坐着，拿手去揩泪。我的样子被老何看见了。我面前的一对夫妇，拿了一件随处可见的那种奥运文化衫架在火上，嘴里悄声在说：“娃娃，你好生的，你有冤我们给你伸，你自己也伸。”我的泪光里浮现出穿奥运衫的少女形象。右手边的那对夫妻，妻子哭得像泪人，男人拿着一叠草纸站在后面，不知所措。妻子侧边跪着一个小女孩，无声地往火里丢纸。纸火橘红，烟雾弥漫。我擦了眼泪往废墟尽头走。我看见一位穿青丹布衣裳的老人总是躲着我的镜头。我能猜到他的顾虑。上校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拍下了他们围观的表情。也有一些人在拍照。
回去的路上，我独自在车里悲伤。孩子面对镜头，该如何说话？听赶我们车的教师H说，5.12地震过后几天，老师通知他儿子接受采访，问老师是看到啥说啥，还是……老师告诉H，说的内容都是学校拟好的，需要他儿子记住。是些什么内容呢？是地震发生后，老师叫他们镇定，不要惊慌，然后组织他们跑到操场，接着领导来了，警察来了。可是H的儿子却说，地震发生时，老师跑得比学生快，老师还跑摔倒在了楼板上，他们是胡乱跑下楼的，也没有看见警察来。
7月19日 晴 救助金 养老保险
这一次去的队伍庞大，多了我老婆、老何老婆、打字员小春和她的男人、我在地震手记里提到的老胥、老何老婆的朋友四妹。路上很顺利，除了桐子梁，只要还剩老路的塌方都推见了老路。都（江堰）汶（川）路还没通，运物质运人的车还是走这条路，但没有前段时间拥堵。遇到一次性过50多辆拉板房材料的军车，也不必停下来等。
在林家坝那家叫“太安鱼”的馆子把人下下来，我跟车去平通接我们的两位抚慰对象。老胥在平通教过十四年书，也跟了去。看了好多遍地震后的平通了，看了和没看已经差不多了。要怪人的感官太浅，装不下多少感觉。
在车上提前打过招呼，到了平通别叫我阿贝尔。有人看了阿贝尔的博客放话出来，要把阿贝尔的嘴巴扯到耳朵上去挂到。博客是手写的，为什么要扯嘴巴，我觉得冤枉。倘若放言要下我的膀子或者剁我的指头，那才符合情理。
在中学坎上的临时集贸市场下车，遇到我的同学潘俊强，遇到教育局的好几个熟人，握手、打招呼的时候都叫我阿贝尔。在人堆里站了好一阵，也没有对嘴巴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直到上车的时候我的嘴都还是完好的。
杨培富的脸色不好，发黑发灰，精神也不好。他说他中暑了，几天没认真吃东西，靠喝米汤维持。我说时间长了不行，得输点液。我把老杨叫到一边，把在博客上为他募捐到的一千元钱递给他。他一边接钱一边说着客套话。谢成武是老何的抚慰对象，不在募捐之列。给老杨钱的时候一直背着老谢，免得误会。我带老杨去集贸市场找人写收条的时候也背着他。这一次，我跟老谢握了手，也看见了他的一点笑。
不知是疾病的过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我发现老杨特别脏。衣裳就不说了，脸、手、头发，牙齿、鼻孔尤甚。眼珠子都脏。看了他，我的感觉很复杂，不是嫌弃，不是怜悯，是疑惑和疼痛。其实，他完全可以把脸洗干净，学会刷牙。
在林家坝吃饭的时候，我有点坐立不安。已经给何敏的父亲叶大全打过电话，估计他该来了。前三个菜是卤肉、凉拌心舌和回锅肉。杨培富不动筷子，说他中了暑热，不想吃。四妹的坐位挨着老杨，把椅子拉得很远，表情是无限地厌弃和恐惧。老何叫老板打了一斤青梅酒，除了老何和老胥都不喝。老杨和司机小鲁自然是不能喝。我也不能喝。谢成武说他也不能喝。老何给每个杯子都满上，递到面前，老杨、小鲁、老谢都推了。我接了。老何给小鲁和老谢要了啤酒。
几口酒下肚，老胥活跃起来，但不是酒，是语言。女人们唧唧喳喳，麻雀子嫁女。我有些沉默。沉闷。我一直惦记着叶大全，他骑摩托车下山。自我揣摩，明白是对老叶一家产生了点感情，明白是因为他们痛失掉的何敏——我总是能从她留下的有限的文字，清晰地看见一位敏感、多情的少女的模样。我忽略了一大桌人，惟独注意着老杨。他不吃，抱着膀子，却不甘寂寞，反复说着“领情领情”的话，全然不知一旁四妹的嫌弃。我感觉到悲哀，或者说遗憾。礼数的教化有多么可恶，把穷人的血液都变得那么假。
正难受，转眼看见玻璃窗外的叶大全，起身从几个女人背后挤出去，和老叶握手。都起身给老叶让座。老何给要了碗筷，倒了青梅酒。谢天谢地，老叶穿得干干净净，头发胡子也干干净净，牙齿眼珠子也干干净净。看见他穿的印有钱江摩托的橘黄色体恤衫，我总是去想在环法自行车赛第一赛段穿上黄色领骑衫的西班牙人巴尔维尔德。何敏在日记里表露过对西班牙的向往。
一桌人继续吃，碰杯，说客套话。我琢磨着怎样把善款交到老叶手里。老叶不善言语，吃菜喝酒都显得很被动，别人说话他只是听。有一阵子我发现他没动筷子，就隔着桌子喊他。大盆的太安鱼已经上来，盘子里的卤肉还剩了不少。看着老叶把东西吃进肚子，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我注意到老叶有一筷子挑到了三片粘在一起的卤肉，没好意思挑走，在盘子里又蹭又抖，也分不离。已经是吃剩下的，他还那样，我感觉有些难过。
隔着玻璃窗，看见老叶的小女儿在公路上，叫老叶喊过来一起吃，老叶说不管她。我起身要去喊，小女儿看见我，转身跑掉了。我希望她能过来吃些菜，吃些鱼；虽不是啥山珍海味，却不是她可以经常吃到的。想到小女儿坐在板凳上吃鱼的样子，我开始预支另一笔幸福。
我叫妻子问老板要了干净碗筷，挑了些菜和鱼。光靠想象预支幸福是不够的，我要看着何敏的小妹妹吃鱼。小女儿算听话，她爸爸一喊就过来了，接了妻子递给的碗筷，坐在另一张桌子上吃起来。
小女儿的妈妈是突然走进馆子的，她把我吓了一跳。她的样子，她的黑，她的眼睛和眼神，她的斜斜的嘴唇……她挨着我妻子坐下，我转过脸去看她，没敢跟她打招呼，甚至没敢对她有一点表情。方才听老叶讲过，他妻子脑壳已经怄出问题，整天不吃不喝，见人又说又哭。眼前见了，果然不像是一个正常人。叫她吃饭她摇头，叫她喝水她也摇头。我觉得害怕。这害怕里裹挟着凉气。
几个女人吃饱了，陪着老叶的妻子叹气、流泪。也说些宽心话。喝酒的还在喝酒，活跃的还在活跃。中了暑热粒米不沾的杨培富什么时间打了酒提了瓶子，说要给各位表示一下意思。我突然有些倒胃口。中了暑热、点酒粒米不沾的人，突然要一个一个敬酒，我觉得反感。不全是恶俗，还有官场中人的虚假。我起身下桌，出门与何敏的小妹妹说话，提起领口让风吹进衣裳。
酒足饭饱，老何将就旁边一张空桌子开始现场办公。我们抚慰的两个对象一个坐在他对面，一个坐在他旁边。叶大全旁听。我打了两个转转，把老叶叫出门，引到侧边一个商店，把钱数给了他。他借了店老板的笔，在老杨开给我的收条上写了字、签了名。太阳不是很大，但热得够呛，跟老叶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撩起衣裳在煽风。老叶没有多余的话，我很喜欢。
回到馆子里，听老何给两个抚慰的对象交代填表、写申请的事。这一次，每户一次性救助6万，并为孩子的父母各购买一份养老保险。一直闷闷不乐的老谢听了，绽开了笑容。病中的老杨笑得有点合不拢嘴。都只是一瞬间，就像一次余震。老何讲得很清楚，是政府的意思，却是以几个基金会的名义。我当然懂这个意思。一个天灾，待遇就这么高，看你还好不好意思闹？吃了别人的嘴软，拿了别人的手软，我们的国民都是现实主义者，好打发得很。
表照填即可。既然是国家政策，学校、村委会、派出所三个公章也好盖，绝对不会像平常那么刁难。写申请是走过场，但每个过场都要走到，特别是最后一条：保证今后不再集体上访，不再参与任何群体事件。表，让他们回去找孩子的老师填；申请，也找孩子的老师写；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上指拇印子就可以了。然而，他们像是对孩子老师的文才不放心，要请我现场代写，好在老何说了，我们搞抚慰工作的不能代写。喝酒的时候老胥亮出了他文曲星的尾巴，这下被逮了个正着。不过老胥很是情愿，拍着胸口在馆子里喊笔墨伺候。
7月30日 晴 为孩子们送葬
凌晨4点20起床，40出发。包车。画家马俊子随行。到南坝天亮。到平通6点半。从转盘路起，一步一哨，随处可见警察，气氛紧张。我知道，159个学生和6个老师的骨灰盒即将运到。
天刚大亮，街上、路上、田野里四处都有人跑。从平通镇临时政府下面的公路上到潘驼背老婆的馆子门口都停满了汽车。
目光跟随玉米林里的人捕捉到了墓地的位置。人牵线一样地往墓地走，有扛天堂别墅的少年，有抱鲜花、塑料花的大小姑娘。表情是一色地严峻。有个别母亲和婆婆已经放纵地嚎哭起来。看她们的眼睛，像是从昨夜一直哭到今晨。我注意到那些扛纸房子的少年和抱花的姑娘，他们一定是来送自己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的。从口音和穿着打扮可以看出，有的人是从外地赶回来的。我在去墓地的路上看见一排排的黑衣黑裤的特警和密密麻麻的地方警察，看见触在对讲机和手机上说话的嘴和墨镜下面无法猜度的眼睛。我还遇见扛着铁锹的整队的士兵。我为他们让路，给他们的铁锹拍照。我晓得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葬礼，也是一场精心导演却无法排练的葬礼。对于这出不可预料的悲剧的尾声，掩掩藏藏的我是什么？
墓穴早已挖好，3米×4米的规格。168格早已分出。第一次看见，就觉得是电影院里的座位，即将开映的是少儿片，等待孩子们蹦蹦跳跳对号入座。墓穴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很多的心思才挤上前去。孩子们还在路上，由6位老师领着乘坐大巴。他们没再唱《队歌》，不再唱任何歌，包括他们喜欢得不得了的周杰伦和张含韵。他们在黑匣子里，已经交出疼痛和肉身，交出冲动与灵魂。大巴驶过松花岭便进入了青漪江流域。早晨的空气非常适宜孩子们呼吸，我担心充足的氧分会让过于年轻的死亡苏醒，吓坏车座上抱着盒子的士兵——他们比他们大不了几岁——我设想有一两位士兵太困了，睡着了，睡梦中双手还紧紧抱着红布包裹的黑匣子。说不准这些士兵里也有人的弟弟妹妹在这次地震中被瞬息垮塌的教学楼压死。我不敢去猜测他们的心情。等待的间隙，我竭力想弄明白自己到墓地是为了送别，还是为了抚慰。工作是正当的，也是其次的。那就是目睹？我没有具体的送别对象。看着怀抱鲜花或塑料花等在墓穴两边的孩子，看着凝固在他们脸蛋的泪水，我感觉我变成了一个比他们还要小的小孩钻进了他们的身体，走进了一个家庭的告别。我习惯这样设身处地去想、去感验，不是为了遮蔽羞耻。
骨灰盒来的时候，被一位嚎啕的老妪阻止了。她在5.12地震中失去了孙子，现在又失去了自己。运骨灰的部队改换了路线，好不容易在人山里新辟出一条道。墓穴四周人山浮动的样子，便是一只放大的哭泣的眼睛。我从睫毛走进眼帘，淹没在汩汩流注的泪水里。路上是人，玉米林里也是人，他们是正在聚敛或已经洒落的泪花。在我的感觉中，葬礼的呈现不是情节的，而是细节的一种全景展示，玉米林是大背景，墓穴是主题，人（主要是脸）是簇拥的花瓣——而每一张脸都通往一个世界，也能将人引入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有远胜墓穴的深度与宽度。骨灰盒沉甸甸地压在士兵向内曲的手臂中，在两三个小时里都是悬而未决的是非之物。79天了，是非已经融化得仅剩一个硬心。作为是非代名词的垮塌的教学楼已经被一捆捆钞票遮掩。79天，790种抚慰，你就是花岗岩也会被磨成粉剂！
下葬的过程看是一个抗争的过程，其实仅仅是一种诉求：我们的孩子在地震中塌死了，你们的教室没有修好，你们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太阳出来了，我这才辨认出东方。我用月白的太阳在意识里纠正了一个习惯性的错误。我知道，僵持最终会被打破，官方永远是赢家，死难学生父母的诉求最终只是一场歇斯底里的释放。看看夹杂在人堆里的各式各样的警察——显眼的酷毙的特警，亲切的俗气的公安——什么都明白了。我从墓穴上面的玉米地下来，一点一点挤到了墓前。骨灰盒早已到达，只是墓穴被悲愤、绝望的家长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位从天津打工回来的年轻父亲因为在火葬场和公安局没有找到孩子的照片而悲痛欲绝，一面招呼着墓穴边上的妻子一面发表着过激的言论。一位背着褡裢的七旬老人站在墓穴边上有一声没一声为孙子喊魂：“杨林娃，杨林娃……”。有人过去劝说、拉扯，他干脆一胯骑在墓穴的沿上。一位穿黑衣的中年母亲泣不成声，不管哪个去劝说都不听，她要爬上墓穴去，墓穴上的干部和警察只有伸出手来拉。母亲站在墓穴的沿上，黑衣和哭变形的脸非常抢眼。她还发表了“演说”，说墓穴挖得跟当初的图纸有出入，问墓穴下面的父亲母亲答不答应就这样把自己的娃娃埋了，底下的回答当然是不答应。一位年轻的母亲一直在墓前哭诉，说她的女儿死得冤枉，希望工程修的明德楼为什么空着教室不安而要把她女儿安在十几年前就鉴定出的危楼上。她也是一身黑衣。非常漂亮，甚至美。
运骨灰的战士的感情是零度偏下的，这非常适宜于他们严肃、黝黑的脸庞。他们的忍痛都在内里。太阳下两三个小时的静立，背景几乎是脸挨脸的哭泣与诉求。战士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战士的身体里也有人的全套感知系统。我在人缝里看见最前面那位抱骨灰盒的小战士脑门大汗淋漓，先是他的战友在为他揩汗，后来是几位遇难学生的母亲。这个细节让我鼻孔发酸。
官员和警察保持了最大的克制。有人指着镇上书记的鼻子骂，书记也全当没听见。众目睽睽之下，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而是理亏。书记镇长、宣传部部长、教育局局长、中小学校长拿了喇叭轮番上阵劝说，没有一个不打官腔。都说到一句俗语：入土为安。在我的理解里，这个安不属于死者。黑衣墨镜凸肚的公安局局长在不断调配警力，讲着手机、对讲机的样子给坟场增添了几分紧张空气。外援特警的身体语言和表情像战士一样，也是零度偏下。有时候，他们更像是树桩，只是这些树桩是刚刚砍伐后留下的，还流着泪。
我不知道我希望的是什么，是不幸的人让步，尽快把孩子们的骨灰掩埋，还是地方官员让步，按照当初的设计重新修建墓穴。我比较迷茫。太阳像针一根根扎在皮肤上，灼痛成片蔓延到心脏。心脏是最柔软、最敏感的区域，从5.12开始崩溃一直都在发生。我常常能感觉到的只是晕眩。为了不让自己晕倒，我让目光越过众生头顶，去到对面的山上——可是对面的山，左后的山，都在地震中变成了“花山”，伤口从山顶一直撕裂到山脚的江边。
很多时候，死亡都只是一个概念。他人的死。几千几万人的死。矿难的死。海啸、飓风的死。仅仅是一些统计数据，就像蚯蚓在雨季的泥地上拱出的土粒。然而某一时，我把骨灰盒对应的生命想成我自己的孩子，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甚至生命观，不知道地方官员是否也会像我一样去设想，但我知道他们的最“重”不是孩子们的生命而是上峰的口令和他们的乌纱帽——乌纱帽整个兜着的便是可以满足他们七情六欲的财宝。“花山”也痛，但终有愈合的时候，豆蔻年华的学生死了不能复生，社会疼痛只是一种道德的、多半还掺杂了虚假的担当，真正永久的疼痛还得由孩子的家庭承受。我亲眼看见好几位母亲因此患上了精神病。精神病如果无法治愈，就是对疼痛毕生的担当了。墓穴很小，14×12，168格，本该搁置的骨灰盒是167个，有几户家长单独领走了孩子，据说实际搁置的是159个。
骨灰盒的放置几次开始几次中断。墓穴前自始自终都是鬼哭狼嚎。端公做法也没有人注意。一位特警用带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点骨灰盒的名，一位本地老师用四川话点名，都无人应答。太阳已经能照进墓穴里的每一格。站在墓穴边沿上的人的影子已经变短。
我感觉要支持不住了，钻出人堆躲进了玉米林。我想从头到尾目睹整个下葬的过程，又想给自己留一些空白——不是常言的想象的空间。我毕竟不是一部摄像机，我选择了暂时的缺席。这缺席也是插叙。
在山下一个临时安置点后面的泥地上，我看见三辆从江油运送骨灰过来的中巴。一辆已经空着，另外两辆每个座位上都坐着军人，军人手里都捧着骨灰盒。包骨灰盒的红布很耀眼，只是透过太阳光看进去有些发黑。我走过去拍照，守在车门两侧的特警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再次感觉到他们的零度偏下。离中巴不远的断墙和草坡上，站的、坐的全是人，哭泣的是少数，麻木、沉默的居多。他们在等他们的孩子。等军人从车里出来，他们会从军人手里认领自己的孩子，然后跟随军人送到墓地。
在返回墓地的路上，我看见那位发表演说的黑衣母亲，她已经昏迷，躺在担架上，液体已经挂起，跟着担架奔跑的是白衣的护士。墓地已经燃放起鞭炮，烧起纸钱，青烟笼罩了好几台玉米地。远远看去，青烟笼罩的墓地和青烟里的人，就像是一幅多了现代元素的山水画。
墓穴被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我踮起脚也看不到里面。外面的人在往里卡，里面的人在往外挤。鞭炮一串接一串像是炸裂在五脏。纸屑、泥巴落在身上和头发里。烟雾熏得眼泪双颗双颗地淌。我见缝插针地往里挤，尽量隐秘地把镜头对准传递中的骨灰盒和在骨灰盒上痉挛的手。平常在家里孩子是多么地忤逆不孝，特别是考试分数不高的孩子，特别是上网成瘾的孩子，可是此时此刻，他们却是大人的命根子——被废的命根子。我是再也没有话可以说。要不是眼睛还保留着对烟熏的不适，我甚至觉得自己完完全全变成了一部照相机。对面崩塌的山崖下的青漪江在静默地流淌，隐喻了一切事物都将归于绝对秩序的命运。在这颗星球上，这个宇宙中，无论发生什么，都是要归于沉寂的。再多的孩子死了，再多的人死了，结果都是被埋葬。这还是比较文明的结局。我已经想到了这一天的傍晚，或者往后每一天的傍晚，这个集体墓穴的冷清与荒凉。特别是在隆冬，种子还在泥土里冬眠，乌鸦哇啦哇啦飞过土坎上的桐子树。还有盛夏的清晨，露水挂满一笼笼的熟草，蛇打着呵欠从墓碑后醒来，坟头哪一家从高山移栽的杜鹃花已经开败。
一个少年的歇斯底里把我从白日梦里揪醒。他正在从一个战士手里抢夺骨灰盒。战士把骨灰盒抱得很紧。但看他的表情，却是很为难，不知道是该松开还是不该松开。少年十七八，估计也是个学生，他是完全失去了理智，陡起八字脚在抢夺，一边抢一边嚎啕。有人在拉扯，有人在劝说。少年发疯了，不顾一切地转动着身子，挥动着手臂，打到了周围的人。有人抱住少年，企图把他控制住，结果被少年肘击鼻梁。警察就在旁边，却不好出手。少年最终耗尽体力，瘫坐在地上，一声声唤着妹妹的名字。我站在墓穴旁的一个斜坡上，不断地变换站姿。
少年被人扶走，骨灰盒的传递恢复了正常。有年轻的母亲叫着孩子的名字从我前面挤过，要把孩子的玩具放进去。母亲泪流满面却相当理智，递玩具过去时只是把手在骨灰盒上放了片刻就拿开了。是抚摸。记忆里的抚摸。对再也无法完成的抚摸的一个了结。我留下了四五只手共同抚摸一个骨灰盒的镜头——三代人的爱与绝望聚集在一起的瞬间。
下葬还在进行。太阳突然没有遮拦地流泻在满目疮痍的山地。用四川话、普通话念出的名字早已在火焰里燃烧过了，还要燃烧一遍。我从人堆里退出来，找不到一寸树荫躲太阳。鞭炮声稀稀落落，青烟失去了早先的浓郁与质量。在土坎下的人群里看见我们抚慰的对象，看见何敏的母亲，都不说话，只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是坚强的人，就像地盖的野草，自己承担着痛苦与绝望。
我看见的最后的景象是被黑衣特警从四面围住的墓穴。骨灰盒放完了，等着战士们扛板料来遮盖。面无表情的年轻特警像是道场中来自久远世界的一种特殊符号。人堆里还有零零星星的啜泣和呻吟。
2008年6月6日—8月31日于四川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