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贝尔 标签：情感
尼苏的眼泪
1．
在我们平武，尼苏一直是一个神话人物——幸福的神话人物，她是因为接触过神——见到过毛主席，还被毛主席问过话，上过当年的纪录片《光辉的节日》——被神化的。真的是“被毛主席问过话”，不是“与毛主席说过话”——毛问她的时候，她羞涩、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我知道尼苏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白马女人，她体会到的是一个白马女人活在世上的辛酸苦辣，神话不过是人们强加给她的一种想当然的政治抒情。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写县志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尼苏。最早是在一本地方史料中看见她年轻美貌的照片。她受到毛的接见、被说话也编入了1997年版的县志的《大事记》。从那时起，我便想见见尼苏，见见照片上那位年轻美貌、气质不凡的白马女人。我只是想见见，并没有去打听，便一直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在干什么。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一位少数民族女性不是住在省城，也是住在市里。在想象中，我感觉到了与尼苏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当年的我还无力跨越的。所以见尼苏，仅仅是我个人的隐秘的冲动。
在后来的时间里，特别是在我想到要写一本关于白马人的书的时候，尼苏会浮现出来。照片上的身穿裹裹裙、头戴白毡帽、插白羽毛的漂亮尼苏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符号，一个被政治化的罗曼蒂克的白马女人的符号，也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妇女在毛时代的符号。这个符号在褪去光鲜之后慢慢呈现出锈迹，并显示出沉重哀伤的气质。
书迟迟没能完成，尼苏便也始终藏匿在谢幕的时代背后。谢幕的时代往往才是真实的，褪去人造光，还原成山水、石头、木头、牛羊、荞麦、青稞、洋芋、水磨坊这些自然的物件。就是不能置身在这些物件当中，不得不和它们保持一种距离，那么，能够送送孙辈、买买菜、散散步、在阳台上看看星星，也是真实的。只是老了，青春不复返，中年的健康不复返，身子骨完全没了那个时代的原始的欲望和痕迹——作为纪念。
当时间的扫帚扫除掉时代的尘屑，渐渐把伟大还原成平常，我遗忘了尼苏。这遗忘是我一个人的，也是一个时代的。我个人的遗忘完全是因为圣光的消退；时代的遗忘则如河水改道，把一个漂浮物遗弃。
2．
2009年8月17日下午，我在岷山深处夺补河畔一个叫祥述家的白马人山寨第一眼看见尼苏，她跟另一位白马老妪从我住的杨麻格杨老师家的院前经过。我刚到祥述家搁下行李，坐在杨老师家的木楼下喝水。地震后这里差不多就没有游客了。我在午后的高原阳光里感觉到的是巨大的热烈的宁静，与我记忆里游客如织、彻夜欢腾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杨老师的小儿子齐伟他告诉我，走在阳光里的其中一个女人就是尼苏时，我并不知道哪一位是尼苏。两个女人，一个是白马人的穿着，一个是汉人的穿着。她们背着背篼，并排走过去，一点不回避热辣的太阳。
尼苏出现了。我望着两个女人的侧影。
尼苏在，自然生出了采访尼苏的想法。把这个埋藏了十几年的想法告诉齐伟他，齐伟他说他们家和尼苏是亲戚，他可以带我去。我问齐伟他什么时候可以，晚上行不行？齐伟他立即面露难色，说尼苏很忙，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
“很忙？她这么一把年纪，还忙什么？”我有些不解。
“忙猪啊，忙牛羊啊，忙地里啊。”齐伟他说，“都是替儿孙忙。儿子格波塔的两个女儿一个在绵阳打工，一个在北京打工，格波塔的家，格波塔的大女儿嘎介波的家，都要人照看。”
我问齐伟他尼苏今年多大岁数，齐伟他说有七十几了。可我觉得，刚才看见路过的两个人的面目，两个人的侧影，都不像是上七十的。
到寨子里去走。走尼苏刚才走的路，朝着尼苏去的方向。太阳光依旧强烈，间或有木楼的影子投在路上。我快步走过太阳光，停留在木楼的影子里观望。我是第三次来祥述家。不算路过。第一次是陪诗人蒋雪峰、刘强一行，记得活吞过一条羌活鱼，晚会结束游人散尽，与雪峰围着余火对饮到凌晨，回去写了《在祥述家抵达诗歌》。第二次是陪安昌河跟峨影厂的导演。这一回，震后第一次来，成了祥述家唯一的游客，可以独享它的宁静和寂寞。寨子显得异常地空寂，偶尔遇见一两个人从对面走过来，水泥路热烫烫的，行人的眼神却是悠闲清凉的。看见院落墙边睡觉的狗，或者是水泥地上玩耍的婴孩，都是一律的闲静。
看见一条小径通向夺补河，便走过去。小径的一边是木楼，一边是菜地。有木栅栏隔开了小径和菜地，我知道是为了阻挡牛、马、羊去糟蹋蔬菜。
以为小径前面有树可以遮荫，顶了烈日一直走，到了夺补河边也没看见有可以遮荫的树。面前是一座木板桥，桥下是奔腾的灰色的溪流。我已经很熟悉这条溪流了。在岷山更为幽深的王朗的雪山脚下，我见过它。要更为欢腾，更为冰洁。在王朗它还是两支，一支从大窝凼流出，另一支则出自竹根岔。即使在祥述家我也熟悉它，在木板桥上游不远处还有一座便桥，我曾经两次站在便桥上目送溪水。旁边岸上长着三五株百年老树——老白杨，怎么看都像是刺梨。对岸是一片开阔的洋芋地，洋芋、豇豆间种，有白马女人在地里挖洋芋，装束一点不懈怠，裹裹裙、花腰带、白毡帽白羽毛一样不少。万绿丛中，呈现的是极为优雅的劳作之美。
我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看见尼苏的。依然不知谁是尼苏。两个白马老妪，躬身在对岸水边的一笼灌木丛。阳光在花腰带上闪耀，细风在白羽毛上缠绕。我站在木桥上看这一幕，看见的不是两位老妪，意识到的也不是。她们各自拿着一枝鲜活的灌木枝，从溪边走过来，走上地埂，也不用手去扶旁边的栅栏。我站在木桥上看这一幕，走过来的分明是两位少女。
我和她们在桥上相遇。她们手里拿的是一种野果——她们叫牛奶子，我们叫乔子儿（qiaozier）。我不知道应该写作哪个qiao。zier是“子儿”的儿化。看她们拿着野果轻松地爬上桥头，脸颊红彤彤的，可以跟少女相比。
“你是尼苏？”我问走在前面穿体恤衫的一位。
尼苏看看我，没有回答。我看看她手里的牛奶子，一颗一颗已经红透，果皮上有种朴实的迷蒙。
“那你是……”我把视线移到旁边穿裹裹裙的女人身上，自然也分出一些落在她手里的牛奶子上。
“她就是。”穿裹裹裙的女人用眼睛示意我。
我重新把视线拿回到尼苏身上。怎么看也不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六十岁都不像。有皱纹，但不是老人的脸颊，更不是老人的身材。尼苏身材匀称，依旧潜伏着活力，灰色的体恤衫显得很宽松，很休闲，且不失优雅。我注意到她的拱在体恤衫里的两只乳房还很有形。
我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写地方志的，很想跟她谈谈。尼苏不解地看着我。不解地方志，也不解我。不解也是不屑。我改说我是写县志的，还说了“久闻大名”，这下她懂了，目光开始融化。我想告诉尼苏我是一位作家，又担心“作家”一词在她听来比地方志更为难懂。
谢天谢地，尼苏答应了我的采访，时间约在第二天。
回去看见“尼苏山庄”的木制标牌与杨老师家仅一户之隔，只是不在路边，要走一家木楼的当头进去。站在路上便能看见“尼苏山庄”的木楼。一栋转角的旧木楼，当头正对着公路，上面挂着电脑制作的巨幅图画。图画上方印着“尼苏山庄欢迎您”几个汉字。我把左边站着的白马少女当成了少女时代的尼苏，后来才知道是尼苏的孙女儿嘠介波。图画的右下方才是尼苏，已经老了，端详着手中的毛的照片，站的位置和姿势并不显眼。注意看，还会看见图画上印着“嘎介波的奶奶（尼苏）代表白马藏族于1964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毛泽东亲自接见如今健在”两排小字。这个叙述显然有误，仅仅是用来招揽生意的。字很小，背景是黑黑的白马人的总神山。
傍晚散步，几次经过尼苏山庄都要停下来望一望。尼苏木楼上的电灯还没有亮，她或许还没从地里回来，或许回来了，一个人躺在火炉边的盘羊皮上回忆那伟大的瞬间。
夜里睡不着，一个人出到木楼上看星星。对于白马寨的繁星，我是有清晰的记忆的。与诗人蒋雪峰在祥述家抵达诗歌的那个午夜，那些繁星璀璨、润泽得犹如溪水中的宝石。看星星，也想尼苏，天亮就要与她坐在一起，对于我她还是一个谜，她可能透露给我一个怎样的谜底。凭第一印象，凭她采摘牛奶子的印象，她不会只是一个政治符号，不会只是一个时代的音符，她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白马女人，且很可能有着大海一样的沧桑。
3．
18日早晨去色如家，又经过了尼苏山庄。色如家在祥述家下面一公里，因为水牛家水库变得很孤立，不好发展旅游，差不多还是旧时的模样，比祥述家要穷很多。色如家下去一公里是扒西家，寨子较色如家要大一些，07年与安昌河走访过，拍过照。
一路上我都在想尼苏，她是否起床，是否吃过早饭，我们的约访是否还有效。我担心有什么变故。毕竟是尼苏，见过太多的世面，接受过太多的采访，又是七十几的人。
从色如家回来，我直接走进了“尼苏山庄”。有一点激动，有一点惶然。云层开始有了变化，有淡然的朝晖照在尼苏家的木楼上。木楼下有几位穿便装的妇女端着碗在吃早饭。有坐有站。一位妇女躬身在给一个小孩喂饭。我走过去和她们打招呼，她们都站了起来，热情而好奇地看着我。
“这里是尼苏的家？”我问她们。
她们看着我，没有回答。看得出，她们并不是没有听懂我的问话，她们只是还想知道更多，比如我找尼苏做什么。对于尼苏的家乡人，包括尼苏的亲人，这都是一种复杂而又隐秘的心理。自1964年10月之后，找过尼苏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带给尼苏的未必都是幸福。周边的乡亲，包括尼苏的亲人（后来从尼苏口中得知她的丈夫便是其一），也未必都会抱着善意。当她们得知我昨天跟尼苏约见过，便为我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穿着带拉链的夹克衫，里面白衬衫的领子扣得严严实实，戴一顶过时的军帽，显得不伦不类。看长相、气质，倒不怎么像是白马人。
“你是尼苏的……”我的话只问了半截，中年男子开腔说：“尼苏是我妈妈。”
“他就是尼苏的儿子，你找尼苏有啥子事？”这时，刚才不善言语的妇女们围了过来。我告诉她们，昨天下午在木板桥上尼苏约了我今天见。
“你是记者？”有妇女问。
“我不是记者。”我说。
“不是记者那你是做啥子的？”有人问我。
我笑笑，没有回答。我很想告诉她们我是一位作家。我走到尼苏的儿子面前（他正迎着我走上来）说：“我是地方志办公室的，就是给县里写县志的。”他像是听懂了，邀我去火塘坐，说火炉里的火还燃着。
说话间，太阳已经热辣起来，火塘是应该逃离的地方。问男子的名字，他说叫格波塔。问起他的母亲，格波塔先是说出去了，与一位妇女说过一阵白马话之后，又改口说在家里，并要带我去。其间，我不忘打开相机拍照。拍挂有巨幅图画的木楼，拍木楼下淡然的朝晖里吃早饭的妇女儿童。
格波塔带我没走几步，便被刚才和他说话的妇女叫住了。格波塔过去和她说了几句白马话，过来告诉我，他妈妈的腰伤发了，正在热敷，现在不好见人。
格波塔很腼腆，说话细声细气的，要我多多包涵，这是他们白马人的习俗。
格波塔要我先到他们家坐坐。他走在前面，我有选择地为他拍照。为他拍照，也是为尼苏生活的地方拍照。
从尼苏住的木楼往北、往东三四十米，便是格波塔的家，中间隔着一栋有箭竹篱笆和土墙的老房子。老房子颇有些颓势，但还有人居住，开着侧门，闻得到烟火味。我客套地赞叹格波塔家地盘宽、房子多，没去打听老房子谁在居住。
一只黄狗见了我便一直形影不离跟在我的脚边，让我每次按下快门都是战战兢兢，生怕它突然狼性发着偷袭我赤裸在外的脚踝。格波塔看出了我的害怕，说他们家的狗不咬人，只要不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格波塔的话让我更加害怕，我觉出狗已经看出我害怕了。
淡然的阳光照在格波塔家的木楼上，照在漆了黄油漆的墙壁和大门上，阳光也被染黄了。格波塔走到屋檐下，要走上阶沿跨进大门，我叫住他，要他转身。镜头里格波塔的眼神是淡定的，比一个汉人都要淡定。这一点让我想到很多。一两千年，汉人的气味一直在空气里渗透。从空气到呼吸，到生产、生活方式，到血液，慢慢变成基因。就算格波塔身上没有一点汉人的血统，他也是很汉人的了，这是一种超越了生物学的文化学。
格波塔家的火炉燃着火，一锅水一锅臊子煮得翻江倒海，旁边灶台上浸泡着一瓷盆米粉。格波塔说他们都还没吃早饭。这个“都”里包括了他的妈妈尼苏、他的儿子小虎、他的从人大退休回来的幺嬢（尼苏的妹妹）、他的大女儿嘎介波留给奶奶照看的女儿。后来在我与尼苏的访谈中，他们都进来端起碗一一冒了米粉，在炊烟和水蒸气的映衬里做了我们访谈的背景。铁锅、锑锅、瓷盆、米粉、幺嬢，都是汉语词汇，看看它们，便更为明白什么是超越生物学的文化学了。
我想先从儿子的嘴里打探一点母亲的事，谁知问起，儿子是一无所知。我感觉好奇怪，四十五岁的儿子居然没有一点今天还健在的母亲的印象。我把它想成是格波塔不愿讲述的托词。为什么不愿讲？可不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而是一位朝见过那个时代的神明的母亲。格波塔要是能讲讲他的童年该多好。一个白马人的童年，一个与我同时代的童年，它包含了比我的童年要更为奇特、更为丰富的地理和民族因子。格波塔要是能讲讲他的母亲该多好，讲讲对她的印象，六十年代末还是一位白马少妇的印象，七十年代的印象，在寨子里忙里忙外的印象，在公社当妇女主任的印象……可是格波塔笑着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一点都不记得。
我有点失望。但没有办法。格波塔的腼腆、抱歉，包括一点点的傻，都是真实。格波塔告诉我，他的幺嬢在外面，她应该知道一些，她过去在人大上班。还特别强调，他的幺嬢就是他妈妈的幺妹妹。他的强调像是在一句话下面划上了着重符号，要我把思维的重心落在“血缘”这个词上。
格波塔出去，很快回来告诉我，幺嬢说她与妈妈的年龄相差太大，过去的事情也都记不得。这是我预料中的。我愿意把他们的拒绝看成是白马人本能地含羞和不善表达。
4．
白马人是一个很奇特的族群，他们在人类族群中的价值是可以跟与他们共同生息在岷山腹地的大熊猫在动物族群中的价值等同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条上游叫夺补河、下游叫火溪河的河谷繁衍生息了多少年。保守地估计也在一千五百年以上。据史料记载，他们一度生活在川西平原的周边地区，包括涪江泛滥淤积的江油平原。近四十年的研究表明，他们是古代氐人的后裔。历史关于氐的记载，到唐便嘎然而止了。今天岷山腹地的白马人自己也说他们是三国时从江油平原过来的，他们中了诸葛亮要他们让一箭之地的计谋。唐宋时汉人的疆界还只在今天平武的南坝（古江油关），就是南宋宁宗时王行俭从扬州过来做判官也还是住在今天江油的青莲。可以见得，江油关以西北的涪江河谷唐宋时候还是白马人的地盘。到明朝1386年筑龙州城，白马人才被完全赶至今天的火溪河。这之前的几百年，一直都是与汉人政权的对峙。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白马人才真正接受王姓土司的统治。之后的五六百年，白马人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状态，不隶属于藏人，只是在政治上隶属于汉人的土司政权。
白马叫白马路，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地理区间。雪山阻断了它与周边三方的交通，仅仅可以出火溪河下到今天的平武（古龙州、龙安府），而火溪河峡谷本身的险阻也保障了白马路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王国。几百年里，只有白马人爆发的不多的“番乱”，土司的平叛，以及和平时代土司骑马进到夺补河流域的考察，构成了白马人与外界的交流。
时间在白马路永远是下雪和野花盛开两种状态。一种是冰冷的凝固，靠舒缓、悠闲的炉火烘烤，伴随着酸涩的青稞酒；一种是凉爽娇艳的飞扬，以潺潺的溪流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呈现，伴随着响亮、润湿的族歌。时间在白马路是一个封闭的圆环——不是有着巨大落差的夺补河，没有可以流逝的缺口，昨天逝去的人明天又会回来，元代逝去的人明代又会回来。逝去在白马路仅仅是饮酒过量之后的一个昼夜的睡眠，或者是一次远离家园的狩猎。
5．
尼苏进来的时候我本能地站了起来，空出我坐的椅子，挪了挪，要让给她坐。我看见旁边都是矮板凳，担心她的腰。
“你莫管！”尼苏说。看也不看我，只顾自己找凳子。
尼苏进屋的时候，我已快速地打量过她。她穿了她们民族的裹裹裙，戴了毡帽，只是毡帽上没插白羽毛。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尼苏，与昨天下午在夺补河畔遇见的判若两人。昨天下午遇见的尼苏身穿体恤衫和长裤，手捧鲜净的牛奶子，是一位浪漫的少女，而此时坐在我面前的尼苏则是一位真正的老妪。不只是皱纹，不只是老态，还有那么一点点酸楚，一点点邋遢。我注意到她穿的长裙，很空套，从领子里看进去可以看见颈项以下的空阔。是一条旧长裙，布料和做工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就像后面她讲述的她的人生，看不出有丝毫的华丽、华贵。长裙的下摆已经有一点脏，像是糊了猪潲和饭粒。我的目光是不经意落进她的领口的。这个不经意除了带给我对她的青春岁月的遐想，便是对她的深厚的母爱的崇敬。躲在阴影里的下垂的它们，甚至可以是一个象征——这个尚未被承认的民族一直袒露的母性的象征。对于尚不为我知道的她的婚姻，在我的想象里，它们也是幸福的遗迹或者物证。
书归正传。我的第一个访谈题目是：“作为一个白马人，你对白马这个地方、白马这个民族都有着怎样的印象？谈谈你自己。而今回过头去看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这是我头天夜里睡不着拟好的题目。
没等我把几个问题一一说完，尼苏便开始说话了。我很高兴。只要尼苏开腔，一直说，我就很高兴。不管她说什么，不管她重不重复，在我看来，都是珍贵的，都是关乎时代、社会、政治、人性，都是关乎一个叫尼苏的白马女人的生命历程。
“我出生在1937年，一辈子经过了五个皇帝，啥子辛酸苦甜麻辣都遇到过。吃亏、受穷……共产党好，开会好，小圈子不好……”尼苏用这样不甚连贯的话开始了她的讲述。她的讲述一开始就不平静，就带了个人感情。刚开始，我以为尼苏也不过是毛时代遗留给邓时代的一个“怨妇”，如今天常见的那些新时代的失宠者。随着讲述的深入，我慢慢发现，尼苏的怨愤有她个人的家庭的失宠与不幸，更有她凭异族的直觉对时代、政治、人性的认知和评判；这种认知和评判，来自她血液里固有的或者说白马人文化中沉淀的道德感和价值观。
可以这样讲，尼苏的不幸首先来自她天生的美貌。从今天七十三岁的尼苏的脸上、身材和气质上，我依旧能看出一些美貌的痕迹。
一个女人天生的美貌往往可以提早决定她的一生。
尼苏最早是因为美貌，当然也包括美德，遭人妒忌。
“从小，爸爸妈妈的教育都是很严格，1958年开始在集体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到1961年10月。一锅饭，人人有份儿，包括地主、富农分子，我都是给留够了的。天天守着锅，但从没多占一颗粮食……”
二十一岁的尼苏没有接受阶级教育，照样拿地主、富农分子当人，这让我听了很感动。这种没有“阶级观念”的普遍的善良，与一位白马姑娘的内心是统一的。
因为勤劳、善良、美貌，自然引起了当时的藏区领导的注目，尼苏开始当选为公社和区、县一级的劳模，组织上也打算吸收她入党。这是荣誉，也是对尼苏个人自由的挑战。尼苏说：“漂亮不漂亮，做活路得跑在前面。早工、夜工，刮风、下雨、下雪，别人可以躲，可以装肚子痛，但尼苏不能。再脏再累，都要做；太阳再大，把脑壳晒得再疼，都不能溜边边逤角角。”尽管这样，尼苏还是没有落个好。尼苏落了组织上的好，便落不到每个老百姓的好了。
“有两个老党员，正事不做，一天这里呿呿呿那里呿呿呿，说我的坏话。1957年组织上就让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两位老党员不同意，说不准尼苏入党，说尼苏不爱劳动，说尼苏入了党对合作化运动影响不好……”
五十年过去了，尼苏讲起那段经历，伤心依旧。我毫不回避地几次打量尼苏，希望能从她老迈的身上发现旧伤的位置。
“1960年5月，我不想煮饭了，跑去背粪。” 尼苏接着讲，“领导找到我，问我‘回不回去煮饭？不回去煮饭就把你的团员取消了’，我说‘取嘛取，不取也是做活路，取了也是做活路’。”由此可见尼苏的性格。一是为了入党，为了堵老党员的嘴跑到了第一线；二是看清了所谓荣誉、身份的本质，敢于与上峰叫板。尼苏讲到，不久，藏区的何书记叫她重新写入党申请书，她说“我不写，我不爱劳动，我怕脏……”
尼苏还记得何书记的名字，叫何华山。可爱的尼苏！申请自然还是重写了，公社讨论，12个人到场，10个人同意。那两个本寨的老党员还是没有举手。这很可能是尼苏最早接触到的冰冷的人性。
1957年到1964年尼苏上北京的这一段时光，应该是尼苏最美丽的人生。一个美丽的白马女人，从20岁到27岁，从少女到少妇，从女儿到母亲，该有着怎样微妙、丰富、美丽的体验！幻想的体验，理想的体验，荣誉的体验，爱情与身体的体验……包括对白马山寨的阳光、空气、溪水、月亮、灌木丛、杜鹃花等等的体验。然而我知道，这一段时光也正是我们的国民生存得最为艰难、最为痛苦的时候，历史沟壑中的三千多万副尸骨便是在这个时候塞满的。所以对青年尼苏的猜想，也只能是美好的猜想。美好很可能只在隐秘的本能，只在无知的幻想之中，而痛苦则是普遍而深刻的，像看不见的钉子钉进同样年轻的桦树，汁液如眼泪流淌。那是一个被政治高度抽象的时代，最基本的人性被遮掩或吞噬，篼着残剩的人性的人普遍被作为阶级工具调动。尼苏便是其一。
尼苏也没有吃早饭，刚坐下，儿子格波塔就为她冒了一碗米粉搁在面前。尼苏一直没吃，只顾讲话，不时用筷子挑一挑。我几次打断她的讲述，要她先吃饭，吃了再讲，可她总是把米粉挑在筷子上不往嘴里喂，放下筷子又讲起来。我知道尼苏已经动情，已经被记忆牵引，再叫她吃饭已是徒劳。说吧，尼苏。说吧，记忆！看着尼苏面前碗里越吃越多、越吃越干的米粉，我感觉很惭愧。用不着看时间，只需看看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便晓得已是什么时辰。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没了早先的迷蒙与昏暗，已经变得粗砺。
尼苏沉浸在她自己的记忆里，一点不照顾我的访题和倾听，像一辆倒回她青春时代重开的吉普。在我看来，一辆倒车多少有些戏份。低沉和她的白马口音，使她讲述的某些段落显得含混不清。我听不清，听不懂，无法速记。我又发现，尼苏并不是一点不在乎我的倾听和速记，她是在乎我的倾听和速记的，每每我停下记录，她的讲述都会有不易察觉的停顿，甚至有一点失落。她的失落很隐秘，只是从语调流露出来。
听不清的时候，我也不装出一副用心的样子。我取出照相机给尼苏拍照。她在继续讲述，手里还握着筷子，筷子上的米粉已滑落到了碗里。讲到激动之处，她开始比划，身子也前俯后仰，令我迟迟无法按下快门。这个时候，我不再听她讲述了，尼苏变成一个逼真的客体，我开始思量、赏析她。她离我是这样近——她的白色的羊毛毡帽，她的左脸，她的左脸泛出的光泽，她的吊在左耳垂上的银饰……都是伸手可触。目光触摸过了，还要留在镜头里。从一个少女、少妇演变过来的面貌，每一处细节与尼苏消失了的那些时光都是衔接的；从任一细节出发，都可以回到她过去的瞬间，包括1964年10月5日下午她个人最神圣的时刻。我注意到她左耳垂上的银饰，一枚小银圈，套着一枚凿有五个孔的圆形银器，做工粗糙而质感很新，不像是见证过那一时刻的私人宝藏。
6．
该说说那一时刻了。尼苏的讲述完全变成了自动，我知趣地收起了我的访题。不管尼苏承不承认，不管尼苏怎样感受，那一时刻都是她生命中的镀金，一生的镀金 。这个镀金有荣誉的一面，更有改变她世俗命运的一面。因为那一时刻，尼苏才为人知晓，尼苏才成其为尼苏。当然，或许尼苏个人并不明白这些，至今也不明白，从27岁到73岁，一直把它当成一件平常事，神圣化的仅仅是他人和社会。
关于那一时刻，1964年10月5日下午，在地方史料和网络引用里有很多个版本。我想知道，哪一个版本是真实的。自从以讹传讹从庙堂政治流泻至江湖媒介，我便开始重估真实的价值。1997年版的新编《平武县志》大事记1964年一条，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10月1日，白马公社藏族社员尼苏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参加拍摄纪录片《光辉的节日》。10月6日，尼苏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合影。”1990年8月县政协印刷的《平武县历史资料选辑》一书里有尼苏口述《尼苏谈毛主席接见的实际情况》（肖猷元整理）一文。那一时刻的时间也是10月6日下午。尼苏的上一次口述是1989年7月3日，与这一次相隔了整整二十年。网络引用的版本，时间是10月1日，地点是天安门城楼。
尼苏告诉我她是两个月前得到去北京的通知的——尼苏1989年的口述是9月初。是牛瓦通知的她，原话是“9月底去北京见毛主席”。尼苏自然高兴，甚至可以说是“提前幸福”。不过尼苏也有忧心——上半年她刚生了儿子（格波塔）。“娃娃咋办？娃娃能不能带？”尼苏问组织上。组织上告诉她娃娃不能带。娃娃不能带，多少减去了一点尼苏的幸福——牵挂娃娃。原话是“欠娃娃”。过去的资料里没有这个细节。
这一次，尼苏口述的那一时刻是10月5日。我原以为是她上了年纪，记错了。后来在网上《民族工作大事记（1964）》里查到“10月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接见了各少数民族参观团”，才信以为真。甘肃省裕固族人索彩英回忆的，也是10月5日。
根据1989年的口述，1964年9月14日是尼苏离开平武准备赴京的时间，9月27日抵京。
尼苏告诉我，10月1日她随少数民族代表团成员都到了天安门观礼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离她们很远，看不清面目。10月5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团成员，轮到四川代表团已经是下午了。生长在岷山腹地的尼苏从未见过世面，又激动又害羞，应该说还害怕。但不可否认的是她非常漂亮。漂亮是她当选的一个重要条件。尼苏本来被安排在第一排，为了减去一点激动和羞怯，尼苏与团长换了位置，从第一排换到了后面一排。尼苏说后面一排，并没有说是第二排。尼苏1989年口述的是第二排。团长是个懂政治的人，自然很乐意换。
终于等到了那一刻。毛来了，与前排的代表一一握手，自然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尼苏虽然到了后面一排，但她穿戴特殊，人长得又漂亮，还是被敏锐的毛发现了。是白马人的穿戴（裹裹裙、白羽毛）吸引了毛。
“这个是什么民族？”毛问前排的团长，并没有直接问尼苏。可以想见，毛一定是挥了挥他那著名的手，指了指。在1989年的口述中，毛的问话是：“你是哪个民族？”问的对象直接是尼苏本人。尼苏回答说：“藏区的藏族。”二十年后，尼苏亲口告诉我的是她没有作答，而且在整个接见中她都不曾说过一个字，是胡团长替她回答的，原话是“四川绵阳专区平武县藏区的藏族”。这时候，毛看了看尼苏，慢条斯理地说：“看穿着，人的面目，不像是藏族。”毛的这一句话可谓一句顶一万句，后来几乎被每一位研究白马人族属的学者所引用。毛不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只是凭直觉和经验。
尼苏哭了，热泪遮住了视线，看不清毛了。事实上，紧随其后的还有周恩来、朱德等好几位重量级人物（我在网上查看到他们同广西代表团的合影），尼苏无疑都忽略了。尼苏一定有过相当时间的晕厥和颤栗——不真实的、缺乏存在感的恍惚。如果那个下午北京的天空晴朗，金子一般的秋阳又恰巧从窗户照进大会堂，热泪盈眶的尼苏一定看见了圣光升腾。毛却是在现实中，打量他的臣民。在1989年的口述中，尼苏的位置在第二排，毛自然能看清楚她。如果尼苏是不在第二排，而是在后面某一排，毛或许会走过去，站在她面前说话。不过，毛的视力好像一直很好，一个25人的团不算大，应该都在他的视线范围。毛的问话是针对尼苏的，但不是针对尼苏本人，胡团长作答是最合适不过的。当然，也许毛更愿意听见尼苏本人作答，或者更多的代表作答。
关于尼苏的这个“镀金”，我事先拟定的访题是：“您年轻时见过毛，与他有过直接对话，谈谈当时的情景。四十多年过去了，时代也变了，今天再次回忆起那一幕，你会有怎样的印象和感触？”
现在，访题和事件都得到了纠正，尼苏身上镀金的部分也早已被时代的飞尘遮蔽，黯淡到了时常被忽略的地步。
我收起相机，让视线尽管停在尼苏身上，希望它能代替我的手去探寻那个镀金的地方，看看它是否还在。可惜尼苏穿着裹裹裙，把那个镀金藏得极深，我的视线无法抵达。时间久远了，时代又在它的变迁中喷涌出大量的岩浆，期间又经历了毫无规律可寻的冷凝，说不定尼苏的镀金已经被熔化、被抛光。从某种意义出发，我已经把尼苏隐藏在裙袍里的那对衰老的乳房看成了那个镀金的象征。
7．
听尼苏讲述，发觉她不会和往事拉开距离，无法像站在山崖或草地上看远处的湖泊那样去看过去，而总是纠缠在记忆的干草堆，身上、头发上都粘满了草屑和土粒。我欣赏叶芝对待记忆的态度——当我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在炉火旁打盹，取下一部诗歌（米斯特拉尔的诗歌，策兰的诗歌），慢慢地翻读，边读边回想过去的柔和的眼神，回想昔日它们浓重的阴影……不像是站在海岩上或沙滩上看海，更不像是没在海里，像是站在远处的山头看海，视野开阔，海岸逶迤，海平线呈现出穹隆形，海并不是一切，看得见海浪却听不见声音，闻得到淡淡的海腥味。尼苏不是诗人，她未必有诗人的悟性和境界，那些草屑和土粒一旦粘在她的身上便很难抖掉。这很好理解，一个人到老，他就是他的记忆，尤其是当这个人沉浸在记忆当中的时候。
我很想亲眼目睹尼苏当年的那张合影——有毛的合影，我甚至起了一点私心，把它翻拍下来，将来出书的时候用上。然而，尼苏压根儿没给我满足私心的机会，她告诉我，从北京回到藏区，合影就被没收了，四十五年了，她自己也没看见过。
“离开北京，我们又被带去参观延安、韶山、武汉长江大桥、重庆渣滓洞等好多地方，等回到成都已经是12月下旬了。记得回平武那天，平武正在开‘四清’大会，喊我在大会上发言，讲一讲毛主席接见的情况，讲一讲一路参观的情况。我说的是白马话，他们找了一个人翻译。从平武回到王坝楚，藏区的区长叫我把这次出门照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看，我把照片一下都拿给他看，他看了说：‘有毛主席那一张照片，你莫拿回去了。’我说：‘是我的照片呢，咋个就不拿回去？’他说：‘你这次去北京见毛主席，你是集体代表，不是个人代表，你是代表我们藏区，代表白马藏族！’区长这么说，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把跟毛主席的合影留给区长了。后来好多人要看我跟毛主席的合影，问起我跟毛主席的合影，我说我哪里有，在区上呢。我还记得，区长叫张廷俊。八几年我去区上找过，问他们要照片，别的寨子跟华国锋合影的人都拿到照片了，我也想拿回我的照片，可是区上的人咋个说？他们说：‘为了保卫毛主席，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我们把照片烧了！’他们说烧了，我不信，哪有用烧照片保卫毛主席的？后来我又去县里找过张区长，张区长也说是烧了。”
这是尼苏对那张跟毛的合影的追述。说到烧照片，我插了一句话：“肯定是区长自己想要。”这一点，从开始区长不让尼苏把照片拿回家便可以看出。尼苏埋着头，沉默良久。
尼苏告诉我：“不止那一张合影，我年轻的时候挣得的所有照片、奖章、证书都不在了。76年，也许是77年，有一次，我去外地参观学习，射洪县一个酒厂的老板到白马来买旧房料，杨老汉儿（尼苏的丈夫）就把我们家的旧房子拆了卖了。等我回到家里，房子只剩个光坪坪，照片、奖章、证书一样都没了，我心疼地哭啊，杨老汉儿不但不帮我找，反而说：‘吃得还是喝得？’后来落实政策，那些奖章、证书还真是吃得喝得，可是都没了。本来是一件真实的事，大家都晓得，你去找上面解决，上面就是不肯给你办，说你‘口说无凭’。这么多年我接受了好多采访，都讲真话，当地的领导很不安逸。”
看房子，看穿戴，看脸上的表情，尼苏一家在祥述家都算是弱势。钱是弱势，人是弱势。不晓得的人还是过去的思维，以为尼苏见过毛，获得过这么大荣誉，一直都吃得开。弱势往往也是低调和沉默。说白了，势力就是一个家族在现实中的份量：财富的份量以及由它衍生的影响力。尼苏的长子格波塔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有点问题。其举止、谈吐、精神面貌，都像是有一道隐伤。怎样的隐伤，又不好探寻。像是已经很深、很久远，犹如很多年前一次不为觉察的碰撞留在瓷器背面的一道丝缝。
果然从尼苏口中得知，格波塔受过伤，且是脑部——1994年被人打成了脑震荡。在寨子里被外来人打，有本寨的人幕后指使，这正是弱势的表现。很多时候挨打都没有理由，不需要理由，仅仅是“不顺眼”。背后深层次隐藏的很可能是嫉妒。不止格波塔一代人的嫉妒，更有尼苏一代人的嫉妒。
回顾一生，尼苏对自己有一个精辟的归纳：“好日子过了少一半，坏日子过了多一半。”我问她好日子指什么、包括些什么，尼苏说：“好日子就是开会，到区上、县上、专区、省上开会，到北京见毛主席，吃好的住好的，政府信任，有名誉。”我问她是否还有别的，她说：“还有就是五个娃娃，三个娃娃都参加了工作。”我想除了这两点，她应该还有别的，比如爱一个人或被一个人爱，比如婚姻。可是尼苏告诉我，没了，剩下的都是坏日子，我希望她拥有的爱和被爱以及婚姻也都是坏日子的部分。尼苏在坏日子的集合圈里放上了“负担、生气、工作差错、嫉妒、婚姻、杨老汉儿、娃娃”这些词语。我想如果尼苏的好日子和坏日子是分别放在天枰两个托盘中的砝码，天枰显然是朝着“坏日子”偏垂的，且在“坏日子”一边的托盘中，婚姻是最重的一块砝码。
尼苏在讲述她不幸的婚姻之前，表达了她对现实、对人际关系的失望。也可以看成是绝望。尼苏说以前她还是愿意接受采访，说些真话，说些心里话，包括外国记者；现在上年纪了，不想说话了，什么话都不想说了，拒绝了很多人的采访了。
上了年纪是一个原因，但不是起决定性的原因，起决定性的原因是来自人性中最普遍的嫉妒，包括说惯了假话的地方官员对讲真话的人的打压。
“毛主席死了，共和国改（革）了，尼苏还有什么名誉？”这是尼苏的原话。
那碗米粉还摆在尼苏面前，已经结团，当中格波塔还端过去加了一次汤。我感觉很惭愧。采访耽搁了她吃早饭。她有腰伤，一直都坐着矮凳。但尼苏很乐意，讲得很投入，一直沉浸在记忆里，看不出有一点倦色。
我不知道记忆是环形的还是别的什么形状，但我相信它不会是直线的，它有上坡和下坡，有很多不规则的边角，被灌木丛遮掩或者被火山灰覆盖。我始终觉得它是一个湖，而不是海。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个湖，只有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的记忆才可以是一个海。现在，尼苏过了石桥又过木桥，绕到了她个人湖泊的僻静处，走进了灌木丛。灌木丛下面是她的婚姻。
尼苏告诉我杨宁珠杨老汉儿还在，就在这个寨子里，但她跟他早已不是一家人，他们八几年就离婚了。为什么离婚？我不可能去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尼苏埋着头，看不清她的脸。看得出来，尼苏的身体里还有一个尼苏，一个小尼苏，一个一辈子都不属于杨宁珠的小尼苏。
杨宁珠的身世有一点特殊，他是尼苏父亲的一个外甥，幼时被自己的父亲送到文县的碧口换了大烟，1950年从文县逃回来，已经没了家，一直住在亲舅舅家——尼苏家。当时尼苏已经有十三、四岁，长成了少女。他们算不上青梅竹马，只是隔房兄妹。
“1953年我十六岁，土改团喊尼苏到成都民族学院去读书，妈妈不准，妈妈怕我去了不要杨老汉儿了。我跟妈妈犟，妈妈和杨宁珠一人拿一根棒棒来追打我。妈妈说：‘读书去，把你腿杆打断。’土改干部都被妈妈的凶狠吓到了，改口对我说：‘好好在屋头干，也有前途。’”
从尼苏的自述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尼苏至今都还后悔，后悔自己屈服，没能冲破包办婚姻。尼苏说：“其实我也有机会偷跑，跑去民族学院读书。”
尼苏没能去民族学院读书，牛瓦去了。牛瓦后来官至绵阳市人大副主任。牛瓦的人生，本该是尼苏的。
尼苏结婚了，跟自己的表兄杨宁珠。杨宁珠本来就住在尼苏家里，照风俗，酒席是坐堂酒席。可以想象在坐堂酒席上尼苏的眼泪——很可能还是偷偷流淌的眼泪。
接下来便是生儿育女，一个，两个，三个……一共五个。生儿育女，也没有放弃工作。一方面是组织上舍不得尼苏，一方面是尼苏舍不得自己的梦想。因为是一桩被迫的勉强的婚姻，便没有自由恋爱的婚姻那么大的引力，便不可能让尼苏完全放弃自我，只属于男人和孩子。
尼苏的婚姻是一枚坚硬的山核桃，外壳的棱总是无法与现实吻合，同时也是对家庭暴力的暗示。尼苏的这枚山核桃只有外壳的坚硬、尖利，没有内瓤的喷香；即使有内瓤的香，也是她取不出的，只能供她幻想。我小时候有很多砸吃山核桃的经历，每吃一丁点儿山核桃的仁，都得费尽周折。很多时候像砸开钢球一样砸开一个山核桃，看见的却是一汪腐烂，一汪臭死人的腐烂。根据尼苏的自述，她的婚姻便是非常类似于这样的腐烂；身体还是充满弹性的少妇的身体，山核桃的内瓤就臭不可闻了。好在尼苏一直忙于在公社、区上做妇女工作，没有闲暇去砸开这枚山核桃，便也一直不知道它真实的内瓤。内瓤不曾变质的山核桃喷香，但也很难吃到，我时常是削了竹签或者拿了钢丝去一点点掏，掏出来一点点喂到嘴里。我们很多的婚姻都不是吃山核桃，而是吃普通的核桃，整瓣地吃，甚至整个地吃。我喜欢吃山核桃的婚姻，艰难、少量，但喷香，高质量，不过山核桃一定要是成熟的、还没腐烂的。
尼苏不曾为我描述她的男人杨宁珠的样子，但在她的讲述中还是浮现出了一个白马男人的形象。不是堂堂的、威猛的白马男人，而是猥琐、卑微而又阴暗的白马男人。爱猜疑。似乎还有一点变态。杨宁珠爱喝酒，经常被寨子里的人、公社的人拉去喝酒，喝得醉醉的。用尼苏的话讲，是“被灌得醉醉的”。不晓得灌他酒的人说了些什么，也不晓得他都听到些什么，回来就打老婆——打尼苏。我能够猜想到一些，尼苏那么漂亮，在外面工作、开会，经常接触大干部，肯定免不了闲话。除了打老婆，杨宁珠便是三观不知二望，只晓得种地挣工分，其余什么都不晓得，也不管娃娃。
“我跟杨老汉儿离婚了，八几年就离了，离了他就不敢打我了。”尼苏说这句话的时候，表现出很享受她的自由身。她是个勇敢的白马女人。
讲到这里，尼苏哭了。她埋着头，躬着身，不出声地哭。我不是听见、看见，我是直觉到。我看着她，只能看见她的肩、她的白毡帽。她的肩在抽搐。
我把视线从尼苏身上移到她面前碗里的米粉，再移到屋子中间的藏式火炉，再移到窗子上。家里的人都出去了，屋子里静悄悄的，甚至有几分寂寥。窗台上的一抹阳光，让我联想到童年盛夏的那些午后时光。
尼苏抬起头，木然地望着窗户。从侧面看过去，她的脸颊满是泪水。是黏糊糊的浊泪、老泪，不是少女脸上常挂的晶莹剔透的泪珠。望着尼苏的侧脸，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她看似注视着窗户，其实注视的是她生命内部已经变得遥远的东西，好比她走过的那些被水库淹没的路。她重新走在路上，留给我的仅仅是一个背影——恍若隔世。
8．
1986年7月我第一次看见白马山寨的时候它还是古老的样子，散发着古老的气息。焦西岗、厄里、祥述家都还有明清时候的杉木板房和土墙。水牛家坐落在夺补河畔的一个沟口，气势还是府志里描述过的磅礴。我站在敞篷卡车里看一个寨子又一个寨子，脑壳里还没有今天这些历史的细节。我只是着迷于白马山寨从时间里脱离出的永恒的光色和气味，包括时光也不能使其褪色的裹裹裙、花腰带、羊毛毡帽和白羽毛。漫山遍野的荞子花也不会褪色，它的娇艳是以年份保持的。以及碧天，在云层散尽之后呈现的纯净的虚无，让我颤栗。
今天在下壳子还能看见那些杉木板房和土墙。杉木板房在多年的日晒雨淋之后，呈现出一种坍塌的时光的忧伤与软弱，与我返朴归真的审美情趣吻合。土墙更像是古迹，夯实的是遗存的时间。
下壳子坐落在杜鹃山脚下的一个斜坡上，作为一个生龙活虎的寨子，不晓得存在了多少年。而今坐在去九寨沟的车上，过白马人山寨寨门两三公里，隔着羊洞河便能看见它废弃的样子。夏天是葱茏的荒芜，初春是干枯的荒芜，木楼烟火熏烤过的痕迹还很明显。
下壳子已经没有人居住，人都搬迁到王坝楚或别的寨子去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寨子，在岷山的东坡寂静地消耗着它无法回避的时光；当我轻脚轻手走进去的时候，它也消耗着我。我去过两次，一次在地震前，走新开的机耕道；一次在地震后，过横跨羊洞河的索桥。我踯躅在曾经通往各家各户的长满蒿草的小路上，一边拍照一边去想那些曾经翻卷的脚步，它们几百年可都穿的是“边耳子草鞋”，夏天光脚穿，冬天棕包脚。夏天小路上蒿草没脚，生机盎然的荒芜让我心凉。冬天蒿草干枯了，小路上的石头、石板露出来，几百年里它们被磨得光光的，显示出一种由人畜转接的时间的魔力。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些寨子内部纵横交错的小路上发生过多少细节——人的细节，男人女人的细节，劳作的细节，季节的细节，一棵百年老树能知道多少？一架独木梯又能知道多少？我曾经幻想把这个被遗弃的寨子承包下来，开成酒馆、咖啡馆，游人云集，夜晚喧哗达旦，白天寂然无声。幻想终归是幻想，除了偶尔到访的一两个路人，下壳子只是一个被白马人遗弃的废寨，以一种自然的加速度一天天荒芜。它的荒芜有一个慢下来的时候，那便是达到了自然的平衡。
初春的一个暖日，干烈的阳光把下壳子朗照成了一个微火烘托的火塘，我坐在被干枯的蒿草覆盖的通往寨子的坡路上。羊洞河呈现的是灌木丛和野草的灰颜色，望见的下壳子是一位慵懒的白马老妪。我早已注意到干草下被鞋底磨光的青石，它让我不能不去想那些顶着月光回家的人。
站在下壳子，可以眺望到对面山腰的上壳子。上壳子是一个差不多接近了极限的白马村寨，也已经废弃，它的海拔和环境很是接近云雾缭绕的天空。在有白马人居住的时段里，那里的白马人起居很是接近天堂的。
9．
采访结束了，尼苏从凳子上站起来伸了伸腰。
“米粉冷了，就别再吃了。”我说。
“不吃了，端过去晌午热了吃。”尼苏说。
“我想看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看看年轻时候的你。”我说。
尼苏转过头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我感觉有点尴尬，不是为难她了，是觉得她把我也当成了搜集老照片的骗子。我对她说我仅仅是看一眼，不翻拍，更不会带走。尼苏这才说，她现在莫一张旧照片了，剩下的几张都被孙女儿嘎介波带到北京去了。
跟着尼苏去她住的木楼。很老很旧的木楼。不像祥述家新修的木楼都朝东，而是朝南。好几间屋，里面都没有什么陈设。藏式火炉也是很陈旧的被淘汰的一种。火炉上吊着鼎锅，侧边铺着兽皮，前面高案上放着一台旧电视。尼苏一边领我进去，一边叫我不要笑她寒碜。我怎么笑得出来？“看电视坐累了，我就睡在这儿看。”尼苏指了指兽皮对我说。火塘前面隔壁的一个小间里挂着几块腊肉，尘埃已堆积成时间的模样。她叫我坐，我没有坐，我看见一团一团的苍蝇从一扇坏掉的木窗飞进来，发出嗡嗡地叫声。一幅毛主席像的旧挂历挂在木窗边上。我过去取下挂历，把它提到堂屋，挂在了一进屋正对的神龛上。神龛上原本有一幅毛的画像。我叫尼苏站在两幅之间，为她拍了张照。
我准备走了，要告别，上前握尼苏的手，她没有主动伸过来，只能是被动的被我握住。她的手干枯了，一点什么都没有传递给我。
出了门，走下木楼，我记起采访中尼苏讲过一句话：“背个背篼，背个锄头，做一点庄稼，做一点菜。还修了一个磨房，地里去一下，河边去一下，磨房去一下，一天就过去了。不喜欢群处，不喜欢整人害人。”
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境界，一个梦想；而对于尼苏，这便是她的生活，从1982年45岁退休，到今天73岁。
2009年8月18-31日于四川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