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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江油往事
发布时间:20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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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贝尔 2008-04-25 16:26 星期五 晴
  我的江油往事
  
  
  1981年9月,我搭乘农机站一辆运石灰的卡车,第一次走出了涪江河谷,到了江油。夹杂石灰的风割哭的眼睛看见的平原和城市,比我想象中的对岸要好。铁路穿过秋收的田野,我走进了电影。火电厂的巨型烟囱吐出的颗粒的黑烟让我兴奋。穿过两条铁路,我来到一个叫玉家罐的地方,开始了师范生活。
  老坪坝,双河口,小溪坝,厚坝,二廊庙,马角坝,斑竹园,雁门坝,马鞍塘……1984年到1992年,我时常走出大山,像游击队员神出鬼没在宝成铁路的这些三等小站。诗歌在铁路沿线诗友们的热血中,像旧时遗落荒野的罂粟。我拼命地奔跑,带着灵感和觉悟的兴奋,带着劣质白酒和香烟。
  马鞍塘是这条诗歌路线的终点。瘦削的山崖、碧绿的青江、长排的红砖平房库存了全部的寂寥、冷清和压抑。鸣笛而过的快车是鲜亮的,但马鞍塘狭窄、黑暗,只有闪烁着的红灯表示着肯定。
  走铁索桥过青江,东行一里,便是石元。石元在一个沟口,竹林、石墙、木屋、拱桥,很僻静的乡村。已经改革开放了,物质还相当匮乏。跟刘强在税务所门口等人卖肉,滋味仍然与诗歌有关。刘强在小学里教书。泥屋、课桌、老鼠、木凳和被山风吹得四散的诗稿让我着迷。对饮,从午后到黄昏,从黄昏到午夜。无言。诗歌在纸片上,纸片在残酒里。我们多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诗意灌醉,向着自以为是的黄金沉沦。与曾思云、蒋雪峰、西娃、何军(当时叫何柳村)、雷兴霜,多次相约石元,在荒野游荡,在青江边醉酒、吃樱桃、暗恋李白。也有月光皎洁的时候。“石元是一条喂不饱的狗”。我们都是打狗的馍,而这馍里有诗歌的馅。91年最后一次去石元,从绵阳到江油,转车到雁门。到雁门天已黑。记得去石元的路要走一个废弃的铁路隧道。91年,我最怕黑暗和孤独。在雁门买了手电,一个人走隧道,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诗歌在石元,酒在石元,青年刘强在石元。那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石元是一块圆圆的石头,蓄着积雨,倒伏着青苔和水葵。
  玉家罐在火车站东边的山坡上。红土山,红砖房,红泥操场,小白杨。江油最初接纳我的事物。可以躺的,只有足球场。白天,体育班的学生在下操。一二一,一二一,英姿飒爽,运动装遮不住青春的曲线。他们高挑、魁伟、壮实,肌肉里安装了火药。我们只有晚上去足球场躺,躺着看星星,看远处山梁上燃烧的天然气——它像是从未熄灭过,偶尔捡到一个发夹。317,我的寝室,我读《茶花女》、失眠、手淫和出汗的窝穴。我开始幻想体育班的大姐姐。午睡的时候,她们为什么不上床?为什么要手叉裤兜站在宿舍楼前的梧桐树阴里?神情和姿态在树阴外阳光的烘托下是渴望与背叛。我来来去去也不想睡,感觉青春在几片回锅肉的滋养下蠢蠢欲动。
  我没有勇气去结交体育班的漂亮姐姐,只好往中坝跑。中坝有我的表姐。我抄田间小路去火车站,走过大片麦地、油菜花或苕田,穿过两条铁路和小片桉树林。公交车调头的气势总是凶猛,每次都像是要轧死人。司机的手艺也真是精妙,每次都是擦身、擦脚、擦衣边,嘎然而止。矿机。302。三合场。涪江大桥。五路口。我去表姐家必经的几站。2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我的表姐坐在沙发上教我识简谱,披发盖住了她整张的脸。她的脸蛋和身体都有女妖的气质。我把简谱和歌曲唱左了,她便扑进她读高中的二弟的怀里笑,笑声像是上过发条。表姐比体育班的女生还要漂亮。她已经是六五四的工人,周末赶夜车回来,星期天再赶夜车过去。
  我的青春经校园左边砖瓦厂微火的烘烤和右边水泥厂粉尘的喂养,很快就长出苔子了。我在寝室、教室和阅览室之间奔走,整本抄写《茶花女》,怀疑人生和世界的所谓价值,为肉体和灵魂困惑。我看见花柱上的黑斑,像一块凝血,郁积着黑色素。我感觉坐在教室里越来越没有意思,也不想跟那个崇尚“凌乱美”的美术老师去火车站画空落的站台,更不想去琴房练歌。水开始上涨,我的对岸在化成虚无,化成一句坍塌的诗歌。走肋缝涌出的浑浊的液体让我迷茫,从神经长出的粗糙的灌木使我疼痛。运动场西边的第九级看台,开始落叶的石榴树,间或播送着运动员进行曲和运动会新闻的高音喇叭——我就是在这样的时间、地点、环境和气氛里爱上文学的。在一本1981年的《当代》里,读完八十位台湾作家的小传,暗自决定一辈子做一个作家。那个白先勇真是可爱,父亲是大官,还要当作家。
  我的表姐耍了男朋友便很少回家了。我与表哥、表弟耍不到一块,就跟姨娘去她的日杂门市部。门市部在青年街,很老的房子,开间也窄,草纸、鞭炮、肥皂、水桶粪桶、棕绳麻绳、猪毛刷子鸡毛掸子、塑料管子……连垫肩蓑衣斗笠之类都有。在姨娘的门市部坐闷了,我就去鱼市口——江油最热闹的地方。三街交汇,一个广场,一个百货商场。早先百货商场还是老楼,古香古色的,恍若在电影里见过。后来修了新楼,洋盘了也俗气了。鱼市口,一定是鱼市。想当年中坝东西是河,不会少鱼;洪水泛滥到街上,没准鱼也上街了。或许江油的鱼市口就是北京的菜市口。从鱼市口往北,是江油最老的街区,一直到太白桥和北门。纪念碑在街心,是红四方面军修的。几条弄堂通往幽暗潮湿的居民区。1982年春天,我在纪念碑遇见邓老师,她提着副中药,仍如先前漂亮。她问我是不是在江油读高中,我说是读师范。邓老师笑笑,没有了特别的眼神和言语。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中药从她手里的白线上滑下去、荡着。我当时在想,邓老师得的什么病。23年了,我没有再看见邓老师。
  小溪坝,宝成铁线上的一个镇。从中坝坐慢车往北,第四站。1987年油菜花开的时节,我与刘强从小溪坝去云集,再去石元。刘强正苦恋一位15岁的少女。我见过那女子,窈窕,思想的发育早于身体,气质类似吉普塞女孩。吉普塞女孩的家就在马鞍塘对面,两层的水泥楼。就是那次,重回小溪坝,在汽车上认识了王洪云,继而结交了当时江油最具实力的诗人曾思云和蒋雪峰。与曾思云、王洪云在洒满月光的油菜花丛游走。曾思云,一个才华横溢、思想早熟的诗人,我还在拜伦、普希金浪漫主义的感伤里彷徨,他已经消化了萨特和尼采;我还在爱情的周边打旋,他已经开始厌恶情欲。后来我又去过武都,曾思云已经去了小溪坝,我彻夜地游荡、跳舞、赌博,直到倒伏在白酒横流的桌子上——但已经没有诗歌,没有早先的灵魂抚摸。曾思云一直呆在小溪坝,即或在医院小住,他的根在小溪坝。木结构老楼掩映在石榴树丛,暗红,远看近观都古味实足。每次去,在楼板上走动,声音细致、绵延,像破镜的裂缝,里头的旧时旧事也破裂了。门轴转动的吱呀声,足以让围墙外稻穗上的谷粒脱落,至于我们玄谈的唇齿,自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松动。刮大风的时候,树梢会扫进楼道,端走盘子里我们吃剩的菜。曾思云后期的诗歌大都在这老楼写成,他的爱情也发生、泯灭在这老楼。他的女儿是隐在老楼的栀子花。1992年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思云与西娃承包了一个小食堂,生意做得火红。吃西娃烧的瓦块鱼,味道一点不逊色于她的诗。小两口挣了钱,添置了席梦思和25英寸的大彩电。“真是天生的一对。”那时候,拿着木牌的上帝总是在我的长诗里这么说。
  我们在玉家罐铁路桥下面的小河里洗澡。午间,或者傍晚。裸泳。两三个人。蝉在桉树上日娘日娘叫,我们在岸上的青草里集体自慰。后来就在川西北石油指挥部的大澡堂。周六、周日下午,男生女生提着内衣内裤,赶集般走在通往川西北的黄泥马路上。偶尔看见乳罩,浮想联翩。川西北的澡堂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澡堂,一个大厅,拐几道弯,齐刷刷的喷头,齐刷刷的水流,齐刷刷的裸体。冬天水雾弥漫,裸体虚幻如印象派油画。我总爱裸歌,引来颜色各异的目光。我在歌唱里幻想与女子同澡的情形——那该是怎样的刺激,怎样的开眼界。记得澡堂门口有一个超大天然气烤火炉,洗完澡的人总是耷拉着阳物在炉火边烤。
  去李白纪念馆。纪念馆刚刚落成,全是水泥味道。馆前的大狮子,怎么看都还是花岗石。在橱窗里,我看见很多宣传品,记得的是邓小平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贺信。我就是那天知道早稻田大学的。当时我就想,早稻田大学是否跟早稻有关。无庸质疑,李白是江油人,住在十几公里外的青莲,25岁离走再没有回来。有说李白生在塞外碎叶,五岁到的江油。谁在乎这些?我只在乎李白是喝涪江水、吃青莲大米度过青春期的,我只在乎李白诗歌里的江油元素。骑自行车去青莲,看了粉竹楼、洗墨池。未必是真迹,但粉竹楼、洗墨池这些词语的源头,一定是来自李白的。
  北大街是江油最老的器官,一院院的木楼曲回幽深,天井阴暗潮湿,时常唤起我对民国生活的想象。我很多年都不敢深入,只敢在街边旁观,直到结识蒋雪峰曾思云一伙,才得以尾随进去,摆酒席开旅店,像旧时的烟土商黑白颠倒、行踪诡秘。我们贩卖的是诗歌,哲学、宗教和绝望。北门偏北,是一条龙摆尾一样曲折的街巷。两边是旧时民居,日渐腐朽的木料散发出暧昧的气息。临街的窗户都是番金莲家的样式,时隐时现的也是番金莲一样身段和脸蛋。从涪江河谷出来的汽车从北门经过,高耸的木材药材时常挂破屋檐和番金莲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裳,引来色情的纠纷。有几次我坐在司机台里,看着番金莲翻得飞快的嘴唇和司机淫荡的奸笑。
  今天,北大街、北门都不在了,变成了现代大马路和高尚住宅。我总是在大场口下车,坐三轮车去李白纪念馆门口的露天茶社。坐在三轮车上,我总是去想北门(记忆中的北门和虚拟的北门),总是没戏。走在北大街也是这样。它们就像我的鸟儿一样飞走的青春。昌明河从李白纪念馆流过,人工堤制造的浪花再洁白都毫无意义和趣味。我与蒋雪峰在河边喝茶,越来越难得提起文学——好像从未提起李白。有时刘强和雷兴霜也在,四个人正好摆一桌麻将。
  在江油的那些年,无论早期还是后来,我都像是生活在别处。这别处是启蒙的诗歌、不着边际的爱情,是无法分析的酒精和臆想,是肮脏拥挤的慢车和郁闷的油菜花。C和C,我们学校难分高低的两朵校花。都不是我敢想的,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第一个C要低我一个年级,容貌和身材都符合我的审美。我和她都在学校团委会,接触得多。她的性感不是惹火的那种,连青春的惹火都不是,而是纯粹到朴素的一种,就像江油丘陵的一株高粱。83年去峨眉山,我们有过简短的交谈。这株高粱正值扬花受粉,在万年寺、洗象池和金顶,熏得我差些坠崖。我们年轻的地理老师总是没完没了地在楼道上拉二胡,从傍晚到午夜,听得我的心都快碎了,第二个C的心一动不动,任凭二胡的弦崩裂。她的心早已被她中学的恩师用新衣裳和钞票绑架,羽翼未丰的她是挣脱不了的。这个C后来是挣脱了,但响应的不是我们地理老师的《二泉映月》,而是一位交警白手套做出的允许通行的手势。20年后,我在绵阳南河烧烤一条街见过她一面,她的皮肉已经严重松弛。她辞了贵族学校的高薪,正在打点一家安利。
   “OM”是江油诗歌的一个分水岭,也是我个人乌托邦的别处。诗社和写作都是在一种极端人生观和世界观引导下进行的。1991年我与黄富敏从绵阳去小溪坝会走广元过来的凌鸿和雨薇。喝酒、吃肉、朗诵长诗,思维穿过诗歌直抵存在的软肋。“O——M,O——M……”,“奥——姆,奥——姆……” 玄妙得很。“OM”是神圣的音节,被看成梵的标志。“OM”是已有、现有和将有的一切。组成“OM”的a 代表非眠界的非眠灵魂的精神,u代表沉眠界的睡眠灵魂的精神,m代表熟眠界的无梦灵魂的精神。m是最高的,被称为般若(智慧)。“OM”不可思议,不可言表,一旦进入 ,世界消逝,超越双睐(苦乐)的天国幸福也就实现了。秋天的阳光从椭圆的壁洞照进来,落在雨薇的发梢上,我没有看见睡眠界的无梦灵魂,却感觉到了般若的存在,只是那般若是灵与肉的美的诱惑,发自雨薇年青的长发和妖冶的身体。黄富敏在火车上预言“OM”至多能产生一个半诗人。今天,我不知道那一个诗人在哪里,那半个诗人又是谁。
  很多年没有见到曾思云了。听说他从医院出来一直住在小溪坝。不知道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相见。坐汽车从中坝到小溪坝只要一个小时。或许是我不敢面对了。不是冷漠。是恐惧。也不只是恐惧。他总是让我想起北京诗人食指。不止痛苦。我把青春里最柔软和最坚硬的部分交给了江油,交给了中坝、石元、小溪坝,交给了蜗牛一样行走在嘉川与成都之间的503和504。昌明河畔的宋肥肠,太白堂门外的克林顿烧烤,东大街的马记驴肉火锅……我的青春的添加剂,还有玉家罐的半斤装玉罐和青莲的太白花茶。1991年,当着一篓黄桃的面,我咽下了一口在胸腔悬了4年的气。在尼太•戈尔的音乐里,我找到了退路。黄桃在迅猛地繁衍细菌。一棵没有指望树,上面吊着一根麻绳。我必须背叛自己。细菌蛀空了一只高跟鞋,繁衍到了体内。
  刘强在中坝、绵阳闯荡了十年,又回石元教书去了。写诗。刘强把家安到了中坝。妻子在二廊庙,女儿读初中了。蒋雪峰一直在税务局,写诗、做稽查工作,前天他还在电话里说,他有两本诗集要出来了。雷兴霜就是雷皮子,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在电视台打工。伍卫,未曾提起的一个小兄弟,刘强的同班同学,有脾气更有头脑,过去是镇长现在是书记。“我们是在同一个饭盒里吃过饭的”。曾在寄我的明信片上写过这样的字。王洪云总是失踪几年又冒出来,除了衰老,没有什么变化。2002年我们在绵阳的樱花屋喝过一杯茶。表姐下岗了,在电视台打工,几年前在朋友的饭局上遇见已经不认得了,后来在广电大楼的电梯里遇见,完全没有亲戚的感觉。表姐也写一手文章,在报刊杂志上挣稿费。姨娘还在,早已寡居,表哥表弟都在做什么一概不知。记得读师范时帮姨娘抄写过佛经,想必她一定与佛为伴。姨娘是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二十几年里她们都没有见面了,但她们却是有时间有条件的。这里有悲苦,也有冷暖人情和炎凉世态,就像我与江油,和我在江油流逝的青春。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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