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马人简况
白马人生存在“藏彝走廊”东北部的边缘地区。
在自然地理上，白马人生活在我国中部陇蜀之间的白马山地区。具体言之，这支族群世居在岷山主峰雪宝顶（5588米）东侧的高山峡谷之中，长江的一级支流嘉陵江（古称西汉水）的支流白水江（古称羌水等）与涪江的发源地。
在行政上，白马人分别隶属甘肃省陇南市的文县、四川省绵阳市的平武县，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县（1998年前县名南坪）。
目前，白马人共有二万人左右。其中，平武县有三千余人，以聚居的形式集中分布在白马、木座。木皮、黄羊四个民族乡境内;九寨沟县有六千多人，以点状的形态集中分布在县城以下名叫下塘地区的十一个乡境内；文县有白马人六千多人，集中分布在一铁楼乡为聚居区的十个乡境内。此外，在松潘县黄龙寺四沟、甘肃武都南部，广元市青川县西边，以及平武、九寨、文县的县城等地还有一些零星的分布的白马人。
目前，白马人的实际居住区域面积近一万平方公里。境内高山峻岭绵延，深谷大壑纵横，原始丛林密布，地形崎岖险阻，具有山高水险，交通闭塞的特征，在历史上这里曾被史志古籍长期称为“氏羌族弟”。
在白马人居住区域的四周，分布着汉族、回族、藏族、羌族这四种兄弟民族。
目前，一部分白马人已以大分散、小集中的形式而与汉族、藏族。回族等居住在一起，但在文县的铁楼寨子的白马人居住较为集中，而在平武的白马路地区至今尚有二十个寨子，共二千余人集中成片地居住，称为清一色的也是最大的聚居区，而且还属语言、服饰保存完好，相对完整的延续着白马人古老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传统。
2.白马人称谓
白马人用白马话自称“白”。
但是，从古至今，当地的汉族和用汉书书写的史志书籍，却对白马人另有称谓。
今平武县地，为於长江的二级支流涪江的上游地区。涪江，古称涪水，别称蛮江，习称大河。
《汉书•地理志》载：“广汉郡，高帝置，莽曰就都，属益州。户：十六万七千四百九十九；口：六十六万二千二百九十九。有工官。县三十：梓潼、汁方、涪、绵竹、广汉、葭萌、新都、甸氏道（师古曰：白水出徼外，东至葭萌入汉）、白水、刚氏道（师古曰：涪水出徼外南至垫江入汉）、阴平道（师古：北部都尉治，莽曰摧虏）。”
《汉志》所记白水所出的甸氏道，其地在今四川省绵阳市所辖的平武县；北部都尉治地的阴平道，其地在今甘肃省陇南市所辖的文县。
唐颜师古注《汉书》，在陇西郡下释“氏”与“氏道”说：“氏，夷种名也，氏之所居，古曰氏道。”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现有蛮夷曰道。”《后汉书•百官志五》亦载：“凡县主蛮夷曰道。”《汉旧仪》载县与道的区别是：“内郡为县，三边为道。”
据此可知，汉代的制度，在氏人居住区置“氏道”，在羌人居住区置“羌道”。
简言之，秦汉时期所建的“道”，与今之民族自治县相类似。
这就说明，今北川的平武、南坪与陇南的文县等地，在历史上是氏人居住区。否则，汉王朝就不会在这里建氏道县了。
其实，“氏”字与“氏羌”之名的出现是很早的，这有甲骨文与《诗经》为证。
《诗经•桑颂•殷武》第二段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尽管学者们对甲骨文中的“氏”字与《诗经》中的“氏羌”，到底实指为何，各自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对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得“白马氏”和《汉书•地理志》中所载的“氏道”县的认识却基本一致。这就是，“氏”，是中国三代以降的一个民族。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道：“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
据此可知，当时生存在“自冉以东北”这一地区，也就是今之川北、甘南地区的氏人是白马氏。或言之，当时中原、关中一带地区的人们，把这些氏人称之为白马氏。
据陈直《汉书新证》，在《封泥考略》卷五中有“刚鴹道长”封泥。这就说明，汉代时，汉王朝的官方文书称设在今涪江上游地区的“刚氏道”为“刚鴹”。检许叔重《说文》可知，“鴹、牧羊也，从羊，氏声，都合切。”《说文》又释“牧，畜父也”。可知，“鴹”实为公羊之意。古代氏人崇羊，当与此有关。
据此可知，在汉代时，时人称平武地区的氏人叫“刚鴹”。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注引鱼《魏略•西戎传》道：“氏人有王，所以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妍、陇左右。其种非一，称盘之后，或号青氏，或号白氏，或号蚺氏，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福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瞌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
史料说明，在汉魏时期，被人们称之为是氏人的这部分民族，他们是“自相号曰瞌稚”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氏人或某一部分氏人自称“瞌稚”。与此同时，在氏人的内部还有“或号青氏，或号白氏，或号蚺氏”的区别。
南北朝时期，在两汉时被称为是白马氏的刚氏道境内的氏人，同时又被史书称为是“龙州蛮”。
《隋书•和洪传》载道：“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过人。周武帝时，数从征伐，以战功累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时龙州蛮任公忻、李国立等聚众为乱，赤史独孤善不能御。朝议以洪有武略，代善为赤史。月余，擒公忻、国立，皆斩首枭之，余党悉平。”
据《元和郡县志》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在涪江上游的古江油关置龙州，因此，原刚氏道境内的白马氏人，遂被称为“龙州蛮”。
唐代时，设在古江油关的龙州曾属羁縻州，龙州境内的少数民族仍然被称之为是氏人。
《元和郡县志》在“卷第三十四剑南道下”记道“龙州。江油。石门山，在县东一百三里。有石门戊，与氏分界，去仇池城四百余里。”“仇池”，在今甘肃省龙海市西和县南九十余里处的大桥乡。
唐龙州与州辖江油县仍治今平武县南坝镇。“与氏分界”的石门戊，在今平武县与江油市交界处的椒园堡涪江峡谷之中。既然石门戊是“与氏分界”的分界线，为於椒园堡之上涪江上游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族别自然就应该是氏人。
宋代时，涪江上游地区的氏人又被称为是“龙州蕃”或“龙州蕃部”。
《宋史•宁宗本纪》载道：“辛卯，龙州蕃部寇边，遣官军讨之，诏以风俗多縻，灾后官军营造，务遵法制内出。三年春正月，龙州蕃部寇边，遣官军讨之。戌申，龙州蕃部出降。”对宋代龙州蕃部造反一事，《宋史》的记载太简，《续通鉴》等史书的记载则较祥。
从南宋宁嘉泰元年（1201年）开始，涪江上游地区的白马氏人乃直接隶属王氏土司世袭管辖。
《龙安府志•土司志》载其事道：“阳地隘叩长官司王国宾，其先江南扬州府兴化县人。始祖王行俭於宋宁宗时，授龙州判官。在任开江拓土，兴学化夷，创建城垣有功，剌赐世袭，授龙州三寨长官司之职。”龙州三寨或龙安三寨为白草寨、白马寨与木瓜寨。
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薛严出任龙州知州，并世袭。
《龙安府志•土司志》载其事道：“土知事薛履庸，其先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始祖薛严，由宋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於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授龙州知州。在任开江拓土，兴学化夷，建城有功，赐袭知州。”
自此后，世居在涪江上游地区，两汉时为刚氏道所辖的白马氏人，南北朝时称“龙州蛮”，唐代时则称龙州氏，宋代时又称为“龙州蕃”的这些氏羌民族，就直接隶属於薛、王两姓土司世袭署理，知道1952年民主改革结束，传袭土司世职四十代，实际时间达755年之久。
明清时期，两汉时的白马氏，南北朝时的龙州蛮，两宋时的龙州蕃，又遵循历史惯例被统称谓之白马蕃。
明《蜀中边防记》载到：“龙州，古氏羌地……宋景定间，临邛人薛严以进士来守是州，捍卫有功，得世袭……宣德中，以征松潘功，升州为宣抚。薛氏世宣抚使，李为副使，王为莶事，各统士兵五百，分守白马、白草、木瓜三蕃。”《明史•四川土司》、《明实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癒纪要》等史书中的有关记载，亦与此同。
《明史•地理志》则将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月在白马番人聚居地设置的长官司，称之为是“白马路簇长官司”。
清代时，仍沿前明旧称，将涪江上游地区认定为是“氏羌地”，把境内以白马路地区为分布中心的这部分氏羌系民族称之为是“白马蕃”。
道光《龙安府志》在“序”中说道：“龙郡边界陕甘，蕃羌杂处。”《府志》另一篇“序”中也说到：“我龙郡僻处边陲，介在氏羌，松峰积雪，六月如银，柳笛凄凉，三三春迟暮，地则刀更火辱，人半耐冷披毡，舟车不到，贾客罕闻。”
《龙安府志•土司志》载世袭白马路蕃地的王氏土司家族中之长官司道：“国朝顺治六年（1649年），王瑶首率蕃夷投城，仍袭长官司之职，防御阳地隘、皇关等关，管辖白马路簇十八寨蕃夷。”
民国时期，北川与甘南地区的人们，仍然沿袭明清以来的旧称，把王氏土长官司与王氏土通判世袭管辖的这部分氏羌系民族，呼之为是白马蕃。
1949年12月27日，平武县正式宣布和平解放，并在县民众教育管（地在今东风路口百货公司处）举行了庆祝大会。
1950年1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武县政府正式成立。
1950年6月23日至7月1日，四川省北川行署在驻地南充市，召开了北川区第一次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平武地区的世袭土长官司、土通判、土知事三大土司和白马蕃、木瓜蕃、白草蕃这三种少数民族中的蕃官、头人与蕃民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在筹备成立了平武县民族自治委员会时，需要先定民族成分。当时，由土知事世袭的果子坝蕃地的木瓜番人，和色尔蕃地的白草番人的代表，因为在历史上就和松蕃大寨，若尔五寨的藏人有婚姻关系，也都承认自己的族别是藏族。但土长官司世袭的白马路蕃地与黄羊关蕃地，和土通判世袭的火溪沟蕃地的白马西蕃，却只知道自己是“番人”，而不知道是什么民族。由于当时成立民族自治委员会的政治任务重大，而时间又非常紧迫，加之在革命战争年代又缺少专职专业的民族学工作者，经政治上的协商后，就把白马蕃人暂定成为藏族。
1951年7月31日，行政级别为县级的
“平武县藏族自治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至此，被《明史》、《明实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和国、省、府、县各种方志等分别记载，历史上著名的龙州三番（即白马蕃、木瓜蕃、白草蕃），就被统一认定成为藏族。但在民间，人么仍然性惯性的把世居在白马路火溪沟、黄羊关等地，曾归王土司管辖的这支民族，叫做白马蕃。
1962年5月5日，因当时政治、经济、宣传的需要，由中共平武县委员宣传部某外县籍贯的一位干部，负责采访并铅印出版了一本小32开，连封面、扉页、目录等在内共19页，名为《达达布河岸红旗飘》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共收了如下四篇文章：
1）《干劲大•风格高——访白马公社战斗大队》
2）《先进大对的一个先进生产队》
3）《灾害吓不倒年轻人》
4）《有文化的第一代》
从此后，“多补伊哇“（用汉语又叫白马河、火溪沟）就被权威的喉舌的宣传机关，以正式出版物的面目，公开的叫成了“达布河”。其实，白河马从来就叫白马河与火溪沟，而呼为“达布河”者则不知从何说起矣！
1964年国庆期间，毛主席在接见白马人的代表尼苏时问她：你是什么民族？“白马人是什么民族”这一问题，终于由毛泽东这样身份的人提了出来。
1965年，上海《文汇报》刊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在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下，白马人的民族身份识别问题，也就无法进行了。
从1966年5月16日正式开始，全国上下大搞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2月，平武县成立了明响巴蜀大地，并且还走上了北京大舞台的“背篼剧团”当时的背篼剧团，由平武县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平武县委员宣传部直接领导。背篼剧团把自己排演的反映白马人民族风情歌舞的所有节目，又全部以“达布”一名就走出了平武大山区，传遍了巴蜀大地，并最终冲上了北京的大舞台。影响所及，致使后来的一些文史专家，大学教授，乃至民族学学者等等，也在他们的学术论文中叫做“达布人”了，并且还以“达布”一词学术论文题目中的特指名称。
其实，白马人至今仍不知道自己还是什么“达布人”。
白马人自称“白”，很明显，“白”和藏族人的自称“博”或“卧”是有差别的。
“白”的含义是少数民族的意思。说具体点，白马人把除汉族以外的所有民族都叫“白”，甚至还把电影、喜剧、电视里面的古装人物也叫做“白”。
实际上，白马人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民族称谓。例如，平武白马路的白马人自称“夺补”，火溪沟的称为“纳火”，黄羊关叫“贡皮”，文县叫“俄哇”，“南若”等等。这些自称或他称，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或为家族名称，或为地理名称，或为崇拜对象，相互之间是不能取代的。这也可证，“达布”一名纯属白马人的误称。时至今日，白马人对把他们叫做什么“达布人”，仍然还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4.白马人特征
（1）族群心理
“民族”一语是什么？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学者对此仍没有一个较为准确，同时也被人们所认同的定义。
在当今的国际学界，很多学者认为，“族群”比“民族”更为精确，也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设若仍以前苏联的曼高据对领导人斯大林提出的构成民族的诸要素而论，那么，所有的白马人都具有“共同的民族心理”这一特点。白马人始终坚持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既有别于相邻而居的汉人，又与藏人有所不同的单一性的民族。
过去，在每年腊月三十的除夕之夜，白马人全家都要聚集在火塘边，按祖传的男左女右的规矩坐下，在祭祀了白马众神之后，听老年人唱《酒歌》，向年轻一代述说他们的悲惨历史。歌词的大意如下：
藏人从头上压我们（指西边的松蕃草地），
汉人从脚下撵我们（指东边的河谷坝地），
肥美的草原被藏人占去了，
良田水地被汉人抢走了。
像一棵小树不能直立，
像一潭死水找不到出路。
歌声低沉悲愤，歌词沉痛无奈，气氛沉重郁结，心情失望无助，真实的反应了白马人在汉藏两大民族分布的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的历史与现状。白马人把藏人和汉人并列为气压白马人的对象，这尽管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但从中也反应了白马人自己并不承认和藏族或汉族是同一民族的共同民族心理。
在白马人中有“岭大了森林，林大了养虎，虎大了伤人”，以及“客大了压主”、“绵羊和山羊关不到一个圈”这样的言语流行。这些言语的中心意思是告诫族人，不能和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否则就要吃异族的亏。因为，这是千百年来白马人在饱受压迫而总结出来的沉痛的历史教训。
白马人对中国人（特别是四川的汉族人）普遍尊敬并视之为是“完人”的诸葛亮没有好的感情。他们认为，诸葛亮说话不算数，既不讲信用，又不讲道理，还要屠杀他们，而且还抢占了他们的地盘，因此，白马人痛恨诸葛亮。
白马人世代相传的口述历史，说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今绵阳、江油一带的平坝地区，蛮婆渡是他们的边界。三国时，诸葛亮要出祁山，就和他们谈判，叫白马人让出一箭之地，白马人认为一箭之地没有多少，就同意了。诸葛亮就暗地理派人连夜把另一支相同的箭插入平武的深山之中。白马人明知上当受骗，但为了守信用，加之又打不赢诸葛亮的军队，于是就被迫的迁移到平武的大山中来了。至今，白马路白马乡的王姓（昂珠）、田姓（麻拉，现住骆驼家）、牛姓（波西，住厄里加）都坚信不疑的说：他们的祖坟就在今江油市青莲蛮夷渡。白马人称蛮婆渡叫“达纳吕麻”，“达纳”是白马语黑熊之意。“达纳吕麻”即黑熊部落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些白马人，则能具体的说出他们的祖先从蛮婆渡迁至白马路的路线。例如，水牛家的张娃说：他们家是从蛮婆渡迁至野猪山（在今平武龙安镇境内白马河与涪江的汇流处，又叫铁龙堡），然后再迁到水牛家（家即家族或寨子的意思）。金姓家族说，他们家是从蛮婆渡迁到羊昌关（今平武城西十里），后在西迁到白马路。杜姓一族也说是由蛮婆渡迁至白马路的，并说，“杜”就是“蛮婆渡”的“渡”，是为了记住家族的历史才改姓为“杜”的。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道：“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月，张飞、马超走汉中、阴平氏强端斩吴兰，传其首。”
当时，因诸葛亮派兵占领了阴平郡（时刚氏道属阴平郡），并且还屠杀氏人，所以，阴平郡境内的氏人首领强端，才率领氏人部众斩杀了诸葛亮的大将吴兰。这记载，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当年诸葛亮对平武白马氏人的征服与屠杀。今平武县高村乡境，在1956年之前，是白马王氏土通判的世袭领地，由一强姓土百户管理。在高村，强姓既是当地的土著，又是当地的一个很大的血缘家族。
白马人坚持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就“民族”这一统一的客观存在的人类群体而言，白马人对相邻而居的藏族、汉族皆不信任，认为汉藏两族与他们既不是同一民族，并且还气压了他们。这是白马人民族心理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2）族群服饰
服饰既是人们对该民族的第一印象，又是种群文化的载体，也是种群历史的现实体现。
白马人的服饰最能体现其民族特色，是白马人给人们留下的罪难以忘掉的“第一眼”。
每当人们在初次目睹白马人的外部形象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白马人独特而别致的服饰。
头饰，白马人部分男女老少，无论在平时，还是在节日，抑或是在野外劳作之时，都载一种盘形、圆顶、荷叶边的由山羊毛强压入模后而制成的纯白色毡帽，并在冒顶侧边插上一支或数支白色雄鸡的羽尾作饰物，并且认为，羽尾愈长愈美。同时，还在冒顶缠上红黑色彩线，在环以黄铜小玲串珠。此帽，一大面积的纯白色为底色，再以黑红黄三色相间其中，色彩鲜艳夺目，对比度强烈抢眼。就目前的状况而言，白马人的这种头饰打扮，在国内外的个民族中，是绝无仅有的。
《皇清织贡图》载白马蕃：“男帽插鸡翎”。
道光《龙安府志》载：“蕃民&……帽用白羊毛为毡做成。”
光绪版《文县志》载：“文蕃即氏羌遗种……带毡笠如庵，以鸡翎插之，其旧俗也。”
这说明，白马人的头饰自有源流，是完整的继承了古代氏羌民族的“旧俗”。
发饰。白马人部分男女，皆有编发的习俗，但以妇女的发饰最具民族特色。
《魏略•西戎传》说氏人：“皆编发。”
《皇清织贡图》载：“白马路十八寨……蕃妇辫发垂两肩，束以布或缀珠石。”
《龙安府志》载：“蕃妇剃鬓余发，总成一辫于后，包以青布。蕃女辫作小细鞭数十根，往松蕃贩卖小白珠海巴为饰。”
《文县志》载：“文蕃即氏羌遗种……耳坠大银环，重两许，不梳髻，惟结辫，以珊瑚、玛瑙络之，”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古代羌人的发饰是“披发覆面”。
可见，氏、羌两族在发饰特点上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白马人的编发习俗说明，白马人继承了古代氏人的发饰。
平武白马路妇女的传统发饰是将头发梳成数十根小辫，再总成一大辫，然后又用黑色羊毛加长，及於脚跟，发上多饰以海螺等物，重者可达8斤以上，发饰特点十分鲜明。且有别于其相邻而居的虎牙藏族、松蕃藏族、白河藏族和博谷藏族等的发饰。
衣饰。白马人的服装，女装叫“祥马”，男装叫“春纳”，皆为中间开缝的长袍。过去，缝制衣服的材料，全用自种自织的火麻布。白马人不分男妇老少，贫富贵贱、一年四季都穿这种自然白色的麻布衣服。对白马人来说，穿这种白色的麻布衣服，既是维护族群传统的现实，又是白马人族群审美心理的反映。因为，在白马人的观念与行为中，是崇尚白色，以白色为美得。如果单从白马人生存的饿自然环境来看，白马地区山高密林，气候寒冷，并且生产力水平低下。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同大自然做斗争，与谋生存，本不适宜穿白色衣服（同为平武山地区的汉人就不尚白色，认为不经脏），但白马热却崇尚白色，这只能从族群的传统中去寻求答案。
《魏略•西戎传》记古代氏人的服饰说：“其种非一，称盘之后，或号青氏，或号白氏，或号蚺氏，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似中国袍。”这就说明，古代氏人中有“白氏”一部分或者穿白的衣服的习俗，而氏人的服装样式又和羌人有相似之处。但崇尚白色，则是羌族古已有之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
《梁书•诸夷传》记武兴国氏人的服饰说：“著鸟昭突骑帽，长身小绣袍，小口裤、皮靴。”这与现今白马人的服饰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之处。可见，白马人继承了古代氏人的服饰传统与特色的。
白马妇女好在胸前挂鱼骨牌抹胸，在腰间缠绕铜制古钱币串为饰。这种胸饰与腰饰，在全国各民族中，也同样是绝无仅有的。
白马人的服饰，从头饰到发饰、耳饰、衣饰、胸饰、腰饰、背饰、腿饰、脚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正面到背面，从儿童到老人，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从饰品的材料选择到工艺技术，从色彩搭配到衣裳配套等，都有相对固定而又严格的要求。这种服装，一经穿戴在身，就形成了自然而独特，醒目而和谐的风格。观之色彩鲜艳，五彩缤纷，思之独一无二，别具一格，即吸引注意力。又发人进行思想，实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充分的显示出白马人的古朴野之美。
（3）族群语言
前苏联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人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性。”
（见《斯大林全集》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对这一定义，尽管人们对之产生了众说纷纭的不同看法，但至今并未完全否定，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会主义的中国，人们在言说“民族”时，仍在使用这一定义。
语言是构成民族诸要素中的第一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孙宏开同志，曾三临白马人聚居区考察白马语。现摘录他在《白马人的语言》（见《白马藏人族属讨论集》）、《历史上的氏族和北甘地区的白马人》（见《民族研究》1980年第三期）、《六江流域，民族语言及其系数分类》（见《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报》（1983年总第三期）、《试论我国的双语现象》（见《民族研究》1983年第六期）中的一些论述，来说明白马语的独特性。
“白马话得单辅音比藏语复杂，而与羌语、普米语等相似。特别是塞擦音分成四套，即舌尖前、卷舌、舌叶和舌面前，是现代藏语所少见，而现代藏语的方言中只有三套，其中均未见舌叶塞擦音。”
“白马话的单元音比较复杂，是现代藏语所不同的，……单从这一特点看，有点像彝语支语言特点。”
“从语言系统总的特点来看白马语与羌语、普米语等相似，而与藏语稍远。”
“我们在调查的词汇中选择2000多个常用词和藏语进行比较。同源词有500多个，占比较词汇总数的27%，异源词占72%多一点，大大超过了藏语各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别。”
“我们在记录白马话得过程当中，也发现不少早期汉语借词，这一部分早期汉语借词和近期借词一起，约占词汇总数的10%左右，而这些词在藏语中是没有的或很少见的。”
“白马话动词有趋向的语法范畴，在动词前加虚化的方位前置成分，表示行为动作的趋向，这些方位前置成分，一般不独立使用，或者是独立使用的方位前置的某一部分。这一特点与羌语、普米语、嘉戎语中的趋向范围有类似的地方，但他们所加的前加成分性质和语言形式都不一致，此现象在藏缅语族的其他语言中（包括藏语）尚未发现。”
“四川南坪、平武一带，历史上的氏人的遗属与吐蕃之间互相同化的过程是十分有趣的。在吐蕃势力较强的地区，是藏语把氏人遗留的语言同化了。但在藏族势力比较薄弱的边缘地区，氏人后裔使用的语言把藏语同化了。在当地这两种语言都较多的吸收了民族中的一些成分来丰富自己。”
“白马人使用的语言都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结构，虽然有与藏语相同或相似的一些特点，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已远远超过了藏语内部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因此，说白马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是完全有根据的。”
“综合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的特点，特别是白马语与藏语基本词比较接近的特点，再加上羌语支语言一些明显的重要特点在白马语中已经消失，而白马语在语法上也有一些重要特点接近藏语。因此，把白马语划入藏语支更加合适。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白马语与羌语支语言有明显的原始底层，但现有特点又明显的接近藏而稍远于羌。从分析白马语中的词汇有明显的感到白马语与藏语相近的成分中有相互影响的痕迹，但这种影响又不是近百年才发生的，似乎要早的多，因为白马语受藏语影响的成分已经逐渐被白马语溶化吸收掉了，留下的痕迹并不特别明显。”
自然，孙宏开先生的看法属于一家之言。关于白马语，目前有独立语言、藏语、羌语等不同年看法。例如，杨士宏先生就曾著文说：“白马藏语，他在保存了藏语古老的一些语音特点的同时，也有同程度的个性发展，这与长期的空间——时间上的和隔绝是有关系的。无论其语音有多大的变化，但不能否认他不是藏语。”
白马语的性质到底如何，专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们似乎很有必要进行更深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此外，孙宏开还在《语言识别与民族》一文中说：“白马语虽然与藏语接壤，有时还呈现出你中有我，或我中有你的交错杂处状态，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清楚的，他们的外缘也是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说哦他们是藏语的方言是非常勉强的。”
（4）族群信仰
白马人的精神信仰属自然崇拜，仍然处于多神的原始宗教状态，他们至今依然相信万物有灵。
在白马人的精神信仰系统中，神多、鬼多、怪多、妖多、精也多，并且还是人神合一，神鬼同体，甚至还是人、神、兽三位一体，这是其信仰上的最重要特点之一。
白马人自称信奉“白布”，“布”是万灵总神之意，“白”则是白马人的自称。在白马路地区，举凡天、地、日、月、山、水、虫、鱼、树木、花草、动物、石头、火塘、土坎、道路、沟壑、器物等，皆可通神，也全能为神。
白马人把专门从事“白布”的宗教职业者也同样叫做“白布”，同时，又用汉语成为道士。白布掌握着白马人的族群文化，白马人要学文化，就必须拜白布为师。白布是父子相传，并且还是只传男不传女，合格时要另请一师，举行“出师”典礼。但是，“白布”并不脱离生产劳动，是生产与祭祀两不误。“白布”的职能包括念经、祭神、放鬼、驱鬼、叫魂、治病。卜卦、断案、以及主持结婚、丧葬等。白布（道士）的观念与活动，已深深的扎入并整合进白马人的精神信仰、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当中。
在白马路的众多神灵中，白马人最崇奉的是“白马老爷”。白马话叫白马老爷为“叶西纳莫”。“白马老爷”为於羊洞河与白马河的汇流处，地当交通要塞，是一座略似圆锥形的孤峰小山。从平武到九寨沟的旅游公路即经“白马老爷”的山麓通过。白马人说：最早的“白马老爷“是一个过路神，后来才变成了白马路十八寨的总山神。与白马老爷即“叶西纳莫”隔白马河相对的一座山，叫“霞谷若卓曼”，即地母之意，他是“叶西纳莫”的配偶。白马人对白马老爷非常的崇拜，在每年的四月十八日（日瓦则乙）、七月十五日（得巴扎嘎）和十月十五日要进行祭祀。每隔三年的春节期间还要大祭祀一次。
此外，为於火溪沟入涪江处，距铁龙堡仅一公里的滴水岩附近河中的一座独立小山峰（实为一河中巨石），也是白马人认定并信奉的白马老爷。白马人说：“白马河羊洞河口的是大白马老爷，火溪沟沟口滴水岩的是二白马老爷。”
在白马路地区，每个寨子的前山和后山，皆有属本寨子或血缘部落的各自小山神，这些山神的神性同样是一男一女，一阴一阳，一公一母。
白马人最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是跳“朝格”。 “朝格”即白马语面具之意，用汉语俗称则谓之脸壳子。平武白马人跳朝格的时间是从每年正月初五到初六。朝格分为阴与阳两种，用整木雕成。其代表性的形象通常是浓眉、圆脸、虎齿、额上有三蛇盘绕，形象凶猛可怖，集人形、兽像、鬼脸于一体。白马人认为，跳朝格能驱鬼、辟邪、保平安。“朝格”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三眼纵目，即二眉上方尚有一目，共三只眼，并且眼珠突出。在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头像中，就有一种和白马人的“朝格”形象极为相似。
《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死，做石棺石淳，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淳，为纵目人冢也。”
李思纯在《江村十轮•二郎神考》中认为，灌县二郎神的三只眼，正是古蜀国“纵目人”的标志。二郎神是古代氏人的猎神。白马人跳的“朝格”形象，就有一种是古代氏人的猎神三眼大王。这说明，古老的白马人至今仍保留了古蜀国先民的部分遗俗。
白马人有尊狗的习俗，在白马地区是每家都要养狗。每年的大年初一，人们在正式吃饭之前，首先要喂狗。白马人说：他们曾经遭受洪水之灾，灾后只剩下一条狗，狗每天对天哀叫不止，天老爷（白马语叫“洛拉甲武”）可怜他，就给了几颗粮食，于是白马人就有了粮食。这就是狗给人做了好事，有功于人。白马人又说：当时的樵子是从跟到尖都结满了籽的，粮食多的很，吃都吃不完。有一瓜婆娘（即傻妇人）就用馍给小孩擦屁股，于是惹怒了天神。天神洛拉甲武就用手从樵子的根部往上勒（抹去）樵子，快要勒到尖时，狗又向天老爷哀求不止。洛拉甲武可怜狗，才停住了手，留下樵子顶尖上的一点粮食。狗又一次救了白马人，因此，白马人尊敬狗，决不能随便打狗，更无吃狗肉的习俗。狗死之后，白马人对狗实行风葬，把死狗挂在树上，还要烧一个大馍挂在狗的颈上，以表示对狗的尊敬。文县的白马人则对狗进行土葬。
《魏略•西戎传》说氏人：“其种非一，称盘之后，”
据一些学者研究认为：“盘鮬”就是狗。这说明，古代的氏人也有尊狗的习俗，而白马人则至今仍完全的继承了古代氏人的这一风俗。
白马人崇拜鸡，并把鸡尾羽插在头上。白马人又把巫师叫做道士。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记道，龙州《旧经》云：“多学道教，罕有儒术”。
白马人虽然和平武的虎牙藏族、松潘藏族、南坪上塘藏族、舟曲博谷藏族（有的学者认为是羌）相邻而居，在地理上山水相连，但白马人不信藏传佛教（即俗称之喇嘛教）。除极少数出过门的白马人外，绝大多数的白马人尚不知喇嘛教为何物。而在平武一县之内的虎牙藏人（明清时的木瓜蕃）和色尔藏族（明清时的白草蕃），则至今仍认同喇嘛教，也信仰喇嘛教。
（5）经济生活
白马人在经济生活方面的特征，正如《龙安府志》中所记载的那样，是牧羊养蜂，种麻织布，务农工猎。
牧羊养蜂。牧羊养蜂本是古代氏人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现今的白马人则家家户户皆牧羊养蜂，完整的继承了古代氏人这一传统的生产方式。
氏人在汉代时称为“翎”。《说文》释“翎”为公羊之意。《封泥考略》中就有“刚氏道长”、“刚翎右尉”的封泥。这说明，氏与羊有一种内在的历史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氏地与氏人：“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关于古代氏人牧牛羊、养蜜蜂的情况，古籍中是有记载的。
清道光本《龙安府志》则非常明确的记载了白马蕃人的习俗是：“牧羊养蜂，披毡佩刀。”这种独具特色的经济活动方式，早就直接影响了白马人的最爱喝的高级饮料。在接待最尊贵的贵宾时，白马人就多用蜂蜜酒。
白马人保持了古氏的狩猎习俗，猎取的动物以野猪、老熊、岩羊、盘羊等大型动物为主。白马人对猎获物采取的是原始的平均分配原则，至今仍保存着“上山打猎，见人有份”的古老习惯。不同于众多狩猎者得是，打猎者独得兽头，并悬于大门的门框或放在房顶之上，以示其勇武，享其敬佩。
（6）婚姻习俗
在形式上白马人的结婚过程与旧时汉族的结婚过程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从订婚到结婚，在到回门，有一整套的礼节和仪式，也同样要拜天地、拜祖宗、拜长辈。这和《梁书》所记氏人婚俗的“婚礼备六礼”即相吻合。
白马人同性不婚，实行的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子制。无汉族人一夫多妻的婚俗，也无藏族人一妻多夫的婚俗。丈夫死后，其妻守孝三年，住娘家。三年后可另嫁，但不能把小孩、财产带走。这也与平武土著汉族的婚俗相同。
白马人又入赘的习俗，入赘俗称抱儿子，又叫倒插门，平武汉族亦有与此完全相同的婚俗。
另外白马人至今不与外族通婚，实行严格的族内婚，若通婚，定受全族谴责，并以开除祖籍做惩罚。但近十余年来，此婚俗已经松动，个别先行者已开了白马人于汉族通婚的先例，尽管尚属绝无仅有的个别现象。
（7）丧葬方式
白马人的丧葬分为火葬、土葬、水葬三种，无天葬的藏俗。
火葬，白马人选择火葬的时间，一般是在本年的农历冬月到次年的二月初二日（开始准备春耕生产）。
土葬。在清中期乾隆朝之前，白马人全部采用传统的土葬，乾隆时提倡并严禁火葬，白马人的藏俗才开始有所变化。
水葬。白马人对未满周岁的婴儿实行水葬。认为，未成年的短命鬼是不能与一般的鬼魂为伍的，需随流水远遁而去。
野藏。白马人对在野外凶死者实行“那里死就在那里埋”的野藏。这种葬式，俗话叫做“路死路埋，沟死沟埋”。
（8）居住情况
白马人的住房与相邻的藏族、汉族、羌族的住房迥然不同，其民族特色非常鲜明。
白马人的房屋权为土木结构，共分三层。下层关牛、羊、马、猪等家畜。中层住人，有火塘，全家人的住、食、睡皆以火塘为中心。上层则多用来堆放粮食、肉类、皮张、药材等贵重之物，并作祭祀的场所。屋顶不用瓦石，全用杉木板，故俗称杉板房或踏板房。白马人居住的一大特点是座东向西，大门开在西边，而不是坐北朝南，从住房的外观和建筑材料来看，白马人的“板屋土墙”建筑与羌族的碉房、藏族的石墙平顶房、平武汉族的穿斗结构木料房，皆有十分明显的不同。

（9）饮食风俗
白马人的饮食风俗以粮食为主，喜欢吃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做成的杂面条。“早搅团、午干膜，晚上杂面跑不脱。”这是一日三餐的家常便饭。平时好饮自酿的咂酒，蜂蜜酒则谓酒中上品。
白马人不吃狗、马、骡肉，也无生肉的习惯。吃肉以猪肉为主，牛羊肉次之。野兽肉则人人皆吃，因为，这既是传统的食俗，而过去还曾是白马人的主食。不吃酥油。无饮砖茶习俗，好饮平武所产的青毛茶和花茶。不论男女都喜抽花烟，经常是烟袋与烟杆不离身，并成为腰间的装饰物。
（10）白马人的音乐，别具一格，其音调沉重，抑制，内向，悠长，连连唱带吼，原始粗狂，古色古香，韵味浓郁，风格非常突出。唱歌是多以酒伴歌，一人领唱，众生相和，即兴唱来，淳朴而自然，和谐而情真，真切的体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心声，远古时期的呼唤。
白马人民族特征中的这些独特之处，如果采用瞎子摸象，化整为零，分而析之的方法来对峙，则每一种单项的特征，似乎都不足为奇。因为，白马人也同样是人类社会的一员，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在古今中外的其他民族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例证。但令人惊奇而又发人深思的是，上述这些特征却完全凝聚、集中、并固化在白马人这一古老族群的身上。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又是古已有之且被白马人相沿至今的旧俗。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族群有着与白马人完全相同或基本相似的上述族群文化的特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