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技术传入
政治与权力对白马人朝格文化的影响，尽管强度很大，且雷厉风行，但更多的是限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因此，通过政治和权力来对文化进行干涉，通常的结果都是能收一时之效，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不能彻底消灭某种文化的存在。极而言之，也就是只能使这种文化进入冬眠状态而已。一旦时机成熟，此文化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要萌芽生长，甚至还可能四处泛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产生文化的观念社会、经济、地理、人文等基础还在。例如，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在禁“巫”，因为，“巫”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儒、佛、道、法乃至三民主义等相悖。但是，仅仅因为自三代以来产生“巫”的土壤犹存，故，时至今日（2009年），尽管人类已进入了高科技的信息社会，但在民间的草根底层社会中，巫师端公神汉巫婆等却仍在流布。
技术的传入则有所不同，因为，技术的进入通常都是以“新”的面目出现，带来的直接结果往往都是“好”的方面，这在新技术传入的初期，更是如此。
通常的情况是，政治对文化进行了干预，禁止乃至消灭之后，一旦时过境迁，“文化”多会以复辟、复兴、重建的方式卷土重来，而技术对文化进行了影响后，其结果则往往是不可逆转的。
下面，仅就几项近、现代的技术对白马人传统朝格文化的影响略作一点到即止的说明。
1．鸦片的传入
据《清实录·宣宗实录》记载，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白马山林区就已成为烟毒泛滥地区，并因此而引起了清帝国包括皇帝在内的顶层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后，虽然仍在言行上禁止鸦片，但鸦片在白马山地区还是泛滥成灾，并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种植农作物。同时，上至达官贵人，土司士宦，下至番民百姓，贩夫走卒，都种烟、贩烟与吸烟，不仅如此，鸦片还成为当地人最重要的经济收入和待客之礼。更为重要的是，因鸦片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而形成了一个融产供销为一体的产业链和根深叶茂的社会关系的网络，这就让各种外来的力量进入了原本就非常封闭的白马地区，从而对白马人传统的社会产生了冲击，使白马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嬗变。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才被彻底改变。
仅就跳朝格而言，因跳朝格是一件非常神圣、非常荣光的大事，因此，白马社会对介于神人之间的白马巫师、面具舞者和其他勤杂人员都有严格的要求。但在旧时，吸食鸦片成风，很多白马青壮年男子都因吸食鸦片而虚弱不堪，成为俗称之“鸦片烟鬼”，因此，也就既失去了跳朝格的能力，又失去了跳朝格的资格。
很多老年白马人都说：如果不是共产党解放，白马地区到处都种烟，人人都烧鸦片烟，要不了多久，我们白马的人也就没有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不是共产党用非常手段来严禁种鸦片，白马人这支古老而又弱小的民族也就被淘汰了。
鸦片，是在世界大历史背景下，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由西方殖民者传入中国的一种毒品。中国的历代中央政府都是严禁种植鸦片烟的。白马人的种烟与吸烟，就实质而言，是西方的异质文化通过一些汉人为中介而对白马文化进行的入侵，同时，也是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另一种结果。
2．枪支的传入
白马人传统的狩猎工具与战斗武器是石头、木棒、箭弩、刀矛等。在宣统三年（1911年）前后，白马人知道了在世界上有枪支的存在，也耳闻了枪支的威力。
民国七年（1918年），“甘军”进入平武，同时，四川实行防区制，川军携枪支驻守平武，近代工业文明所产之枪支与威力，遂为白马人所亲眼目睹。自此，时人中之势大财厚者，多设法取得枪支，并谓之“洋枪洋炮”、“快枪快炮”等等。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陇蜀山地区，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中央军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则对之进行围追堵截，当时，各路大军云集于此。经此军兴战乱后，在白马人的眼中枪支再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神奇的东西了，在白马地区，枪支也就不是稀奇之物了。
战争结束，在各类军队开拔后，白马山地区传统的社会秩序已失去平衡，地方残破，经济凋敝，人口稀少，瘟疫传播，土匪横行，烟毒泛滥，这时，既可杀人，又可猎兽，还能自卫自保的枪支就成了人人皆欲争而得之，且既时髦又神奇的好东西了。
在白马地区，既盛产药材，其后又广种鸦片，所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流行、最后，很多白马人都用交换的方式而有了属于自己的枪支。在当时，用鸦片交换枪支，是最稳妥、最快捷，也最划算的交换方式。
自从有了枪支，与传统的狩猎方式相比较，白马人的打猎就快捷、方便多了，所获猎物的数量也就成倍地增长，猎人的生命安全性也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人与兽之间的关系，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遂由传统的人怕兽变成了兽怕人，而野兽的数量也就逐渐地变少了。
仅就朝格文化而言，枪支的使用，使白马人崇奉的猎神、家神、山神的权威性大为减少，因为，要猎获老虎、野猪、老熊、野牛等大型猛兽，再也不是非常困难的事。其结果是，白马人在用枪支猎获大型猛兽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祭祀活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历史的习惯，心理的慰籍和例行的仪式。因为，白马人已较为清楚，两相比较，对大型猛兽的猎获，枪支的使用比猎神与山神的保祐更为有效，也更为直接。
此外，在短短的二代人之内，枪支就使老虎在白马地区灭绝，老熊也成为濒危动物，野牛亦成濒危珍稀动物，野猪因繁殖能力强，目前尚存一定数量。白马人对山林里猛兽凶恶程度的“头猪二熊三老虎”这一经验性的排名，已经成为历史。
白马山林里所产的黑熊、白熊、老虎、野猪、野牛（即盘羊）等大型野兽，千百年来都是白马各血缘部落所敬畏、所供奉的图腾，亦为祭祀的对象。这些图腾，也是白马人朝格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但是，枪支这一外来工具的使用却淡化乃至消灭了朝格文化中的这些最重要的元素。实际上，时至今日（2009年），打猎已不是白马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了，因为，在山林里已无猎可打。如果深究，枪支的使用是其直接的原因。在此情况下，白马人的狩猎文化，朝格文化也就自然地濒危了。
实际上，由西方世界发明并传入中国的枪支，就表面现象而言，仅为一个技术或工具，但其实质，仍属西方文明对白马文化的侵入，同样也是全球化的一种结果。
3．医药的传入
白马人世居在陇蜀山地区，其地山高林密，地理封闭，气候寒冷，野兽众多，人烟稀少，疾病流行，加之近亲婚姻，生产水平低下，因此，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白马社区因系直接由血缘部落组成，所以，白马人的一切社会行为，是真正的做到了“以人为本”。
白马人信奉朝格的终极目的是撵鬼驱邪，祈福纳吉。具体言之，就是祈求神灵保祐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口繁盛，万事如意。其中，希望神灵保祐其人口兴旺，是白马人对神灵的最基本的诉求。
在旧时代，白马山地区是多种疾病流行的地区。对人之所以会生病，白马人认定的原因是：碰上了鬼，中了邪，和得罪了神。
民国《南坪乡土志》载其事道：“乡人有病不服药，多祷鬼神，或打羊皮鼓，祈福解病。”即指此。
因此，白马人生了病，通常都是延请巫师跳神驱鬼，并宰杀鸡、羊、牛、猪等作牺牲，以血祭方式来酬神，让神灵来撵鬼逐疫。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摧毁白马传统社会制度，狠批判封建迷信的同时，率先所做的几件大事之一就是给白马人治病，接着就是建立医院，培养本民族的医生。
在政府提供的现代的科学的西医西药和传统的中医中药面前，很多困扰了白马人千百年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性疾病和地方病等，在很短的时间里都得到了医治，甚至绝迹。在眼见为实，铁打的事实面前，很多白马人都知道也从内心深处承认了由国家派来的医生和他们所使用的药物，确实能够治好病。经过几十年来事实上的教育，时至今日，即使是一些旧社会出生的老年白马人，当他们生了病之后，首先选择的是进医院，找医生，吃药治病，而不再是去找巫师按传统的老规矩来撵鬼治病。只有在自认为是得了连医院也治不好的病这种情况下，才去找道士用念经、驱邪、血祭、跳朝格的传统老方法来治病疗疾。
因此，在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现代化的医生、医院、医药与医学面前，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的中医中药面前，白马人传统的巫医，其流传的基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现在仍残存的请巫师念经驱邪，用跳朝格撵鬼治病的现象，更多的仅仅是一种传统习惯的延续，和心理的安慰。也正因如此，白马人的朝格文化也就必然地要受到冲击，并深层次地对朝格文化的存在产生影响。
4．电力的使用
1953年8月，四川省电影教育工作队第二十五小队一行四人奉命来到平武，到当时火溪沟番地的白熊大部落（今木皮藏族乡）放映《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电影，自此，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深山老林中的白马人知道了电和电影这二种始由西方工业文明发明的新奇事物。其后，因国家建设的需要，为了在白马林区砍伐原始森林做宝成铁路的枕木，电报、电锯、电灯、电话、电筒、电炉等带电的事物，也就为白马人所知晓了。
1960年，国营平武伐木厂在白马路的中心地王坝楚建成了白马河流域内的第一座水电站。至此，邻近的一些白马人也沾了光，触了电，甚至还用上了电灯。
1990年8月，装机容量125千瓦的白马电站建成，白马人也有了自己的电站。
目前，从电筒、电灯、电话、电炉到电视、电脑、电饭锅、电热毯，“电”这个事物，既已成为白马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之物，又成了不可缺少的必需之物。
从脱离蒙昧的上古时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白马人都是喜欢白天，喜欢太阳，喜欢月亮，喜欢火光这些光明事物的，与此同时，白马人对黑夜、阴暗、阴天、潮湿、日落西山、火光熄灭等怀有本能性的恐惧，从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光明的崇拜和对鬼邪的畏惧，再进而形成了对天神、太阳神、月亮神和火神的观念与信仰以及对鬼邪黑暗的惧怕。白马人“白天是人活动的时候，夜晚是鬼的天下，鬼邪怕光怕火”等方面的认识，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具体反映。
白马人的这种喜欢白天和光明，并以白天为人类活动的时候，夜晚为鬼邪世界的观念，反映在行为上，就形成了白马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具体言之，就是天亮了才能出门，太阳落山时就需赶快回家，回家后全家人都要在居室内外活动，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围坐在火塘里烤火与睡觉。同时，按照规矩，在通常的情况下白马人是没有晚上外出去窜门走户习惯的。因此，现代人，特别是城市人所过的那种象猫头鹰似的昼夜颠倒，昼伏夜出，并名之为“夜生活”的生存方式，对传统的白马人而言，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在跳朝格的时间选择上，按照规矩，白马人以中午鸡叫第一声的午时开始作准备，半夜鸡叫第一声的子时朝格神现世撵鬼，太阳落山的天黑之前撵鬼必需结束，实际上就是这种观念的一种具体的反映。
但是，自从有了电之后，由金属制成的电筒就代替了用植物做成的火把，这样，白马人走夜路时就再也不怕撞上鬼邪了。因为，在白马人的观念中，鬼邪是既怕光又怕火还怕铁的邪神。而电灯的使用，则使白马山寨变成了灯火辉煌的不夜寨，这样，白马人就既能在室内活动，也能到户外活动，其活动的空间也就增大了，相互之间的交往互动也就更广了，更重要的是再也不怕鬼邪进寨子里来害人了。
因此，白马人现在的跳朝格，尽管在形式上仍然还能勉强地保留着传统的规矩，但这仅仅是一种传统信仰在现实社会环境下的反映，是一种文化习俗的延续，是对朝格仪式完整性的一种眷恋，是中老年白马人恋旧情怀的一种体现。
5．交通的改变
白马人世居的陇蜀山地区，其地，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氐羌地”，是高山峻岭连绵，江河纵横交错的僻远险恶之地，在历史上著名的阴平古道、松潘东路和白马路，就延绵穿越在这一地理区域内。
《龙安府志·土司》载白马地区的地理道：“地俱深山密箐，危崖峭壁，四时积雪，地极苦寒，五谷不生。”同书之《艺文志》又载：“自刚氐入山，见其险逾云栈，涛声如雷，曰：‘此非李青莲所谓难于上青天者乎！’”
白马地区的自然地理与交通运输情况，从古人简略的记载中也可知其大端了。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经专家们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科学的测量，白马山地区的最高峰雪宝顶，其高度是5588米，而在白马人居住的众多寨子中，最低的海拔也在1000米以上。在白马路地区，海拔3000至4000米高度的山岭、山峰、山原和山坡是四处皆有，极其寻常的地理景观。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白马地区地形的分布是以山峰、陡岩、峡谷、急流为主，相对平缓之地甚少，因此，这种地理环境就严重地阻碍了白马人与他民族之间和白马人各聚落之间的各种交往与互动。
白马人曾用歌曲来客观地反映其居住环境的地理形势与交通情况。白马人唱道：我们住在高高的山上，汉人欺侮不了我们。高高的山上，茂盛的老林四季长青，四面都是大山合拢，贪官也欺侮不了我们。我们自己当家作主，四面都是高山，敌人不敢来侵犯。白马人在另一首歌中又唱道：在悬崖深处，陡峭的山路上，我们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手抓岩壁，踏着乱石。
这样的地理环境，一方面固然能对白马人这一弱小的族群在客观上起到保护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却也阻碍、迟滞了白马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从白马路的中心寨子厄里家到平武县城，翻山越岭，渡河涉水，要七天才能到达（现在坐汽车仅需一小时）。在交通上，旧时白马地区的封闭、落后与危险，于此可知。
1951年，新政权甫一掌权执政，为了促进白马地区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平武县政府就组织人力对白马河入涪处的铁龙堡到源头地的俄洛（即今之王朗，后又别称为牧羊场）之间的山经羊肠小道进行了整治，以改变几千年来白马地区“其地四塞，山川重阻”，出门要带弯刀砍路，行走必须手脚并用的行路难状况，和因封闭而造成的鞭长莫及与相对独立的政治状态。
1952年，为了砍伐原始森林里的木材，支援宝成铁路建设，川北森林工业局组织人力，开始修建从平武到白马路腹心地武巴色（今译为王坝楚），再到羊洞河的骡马驮运路。
1953年，基本建成了从平武城到铁龙堡再溯白马河而上到武巴色，又逆羊洞河而上到平武与南坪、文县交界处的黄土梁之间的骡马驮运道，至此，彻底地结束了几千年来进出白马路必须翻越羊昌山、军家梁、盘羊岩、雕立岩等高山峻岭，危岩峭壁的历史。
1966年11月15日，在全国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下，国家仍然正式开始修建从平武经铁龙堡再到白马地区的公路。
1973年，从平武到白马的公路建成通车。其后，为了砍伐与运输木材，又将公路修至只要有树可砍就有路可达的各条支沟之内和高山之上。其后，在公路的质量上，则将林区的运材路，逐渐地改造成为三级路、标美路、沥青路。再后，为了发展日益兴旺的旅游业，又将沥青路改建成水泥路，并加了护栏，安了路灯，配了养路工人，还提高了道路的级别（省级道路）。目前，白马地区的交通已是真正的四通八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路况，白马番地难进的历史，也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修路，就要用炸药炸岩，就要毁损树木，这样，在白马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山神和不可触犯的神山的权威性也同样受到了冲击。从此后，白马人的山神、地母神、树神等神灵的神圣性就一天天地弱化了。
为了修路，就要建桥，就要填河，这样，白马人所奉的水神、龙神的权威性就受到了冲击，并逐渐地弱化。
而事情的另一方面则是，道路的畅通，使封闭成为过去，并使各种关系之间的互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这就促使白马人与白马社会产生了晕眩似的剧变。例如，“他者”们的进入，就改变了白马人对人与事的认识；物流的进入与加速，就改变了白马人对“物”的认识；无神论等思想的进入，就促使白马人对自己的信仰进行思考；外国人的进入，就让白马人知道了在世界上除了白马人、汉人、藏人、回族以外，还有与白马人的长相也完全不一样的人，等等。
简言之，交通运输的改变，对传统白马人地理、物资、精神、意识、思维、社会、信仰、生活、生产、工具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冲击，并使之产生了持久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的要对白马人所奉朝格文化产生影响，并对产生朝格文化的社会基础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而对跳朝格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使之逐渐地失去了信仰乃至存在的基础，也因此而逐渐地失去了白马人。
作者：曾维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