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火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周代的傩舞，[1]表现形式至宋代时期已发展成熟。但从社火的字面含义考察，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远古时期，社火应当是“社”与“火”的有机统一，“社”在此处的含义是“祭祀土地”，而“火”应是人类对“火”或者“火神”的崇拜。[2]因为“土地”与“火”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最为本体的意义，土地是人类生存的依托，而火的发明对人类生存的革命性意义也不亚于石器的发明，火不仅改变了人类的饮食习俗，先民们也依靠火的作用，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开始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他们用众多的火把聚集起来吓走野兽，或举行图腾、神灵崇拜的仪式。人类祭祀“土地”与“火”的活动，在性质上已和民间黑社火有类似之处，而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这正是民间社火这种艺术形态的起点。因此，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对“土地”与“火”的崇拜与祭祀仪式，就标志着社火雏形的形成。由于历代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历史嬗变，民间社火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目前多数地区的社火已经丧失了社火的原初含义，演变为纯娱乐性质的杂戏表演。陇南的民间“黑社火”以丰富多姿的花灯为主，突出“灯火”的视觉效果，保留着古老的“土地”祭祀仪式，从其精神含义和表现形式综合考察，更接近于“社火”的本体含义，承传了古代社火的基本基因，具有更为深厚的原始艺术精神和浓郁的民俗文化意蕴。陇南白马人的“池哥昼”在表现形式和精神意味方面则更符合“社火”的原初含义，“池哥昼”的主题和核心也体现了对“土地”和“火”的崇拜，他们在“池哥昼”表演中崇拜“山神”，体现了半耕半牧民族宗教信仰的特征，其实就是“土地”崇拜；“火圈舞”、“迎火把”等仪式则是典型的原始形态的火崇拜；“池哥昼”的性质和表演形式更接近于傩舞，宗教文化意味更浓厚，而娱乐只是附带性质，可见“池哥昼”就是现存的古老社火的原初形态，甚至就是古老民间社火的活化石。

两种同时并存于陇南大地的不同民族民间艺术，在精神内蕴与表现形式方面体现了许多共性特征，陇南民间社火虽然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与社会的发展，体现出深厚的汉民族文化特征，但却保留了陇南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延续了原始形态社火的基本文化内涵，其宗教祭祀、组织结构、表演形式、节目类型、装饰、道具等内容中，具有鲜明的氐族人后裔白马人“池哥昼”遗风。白马人的“池哥昼”则较少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冲击，从精神内蕴和表现形式方面均保留了古老社火的原初形态。两种民族民间艺术如此相似，期中必然存在着内在联系，这就是由民族融合而引发的民族文化和艺术的融合。

从陇南当地的民族融合与发展以及历史文化综合来考察，“黑社火”与“池哥昼”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有现实基础。陇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地区，有人称之为我国西部民族走廊的端口，各种政治势力，包括民族、部族迁徙所具有强势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汇合，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包容，乃至优胜劣汰，[3]陇南就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要道。其中氐族就是陇南地域最为主要的民族，氐人的发祥地就在西和仇池，早在先秦时期，白马氐就在西和仇池定居繁衍，[4]而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白马人就是氐族的后裔。继氐人苻坚在北方建立强大的前秦政权之后，氐族人又在陇南建立过前仇池、后仇池、武都、武兴、阴平等政权，[5]氐族在陇南地域的发展过程也是逐渐整体南移的过程，南北朝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部分氐人被迫南迁，退居于文县、四川交界的深山之中，偏安一隅。但在长期的民族战乱中，氐人除了被迫南迁以外，大部分氐人在当地与汉民杂居的过程中被逐渐汉化，很早实现了民族的融合。[6]在陇南地域，至今有许多村庄依然以姓氏命名，而这些姓氏又与目前白马人的主要姓氏相同，例如“杨”、“余”等姓。民族融合的主体就是文化的融合，白马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风俗等也随之融入汉文化之中，且对当地的汉民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陇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因为文化是依附于人类而存在的，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多样性使文化因地而异，因人而异，表现出强烈的地理特征，[7]由于共同的生存环境与民族文化的融合，所以陇南汉民族民间社火与陇南白马人“池哥昼”的融合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陇南的民间黑社火与陇南白马人“池哥昼”都体现了对“土地”的祭祀与对“火”的崇拜，在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上都符合社火的本体含义，在演出时间、宗教信仰和仪式、组织形式、表演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均体现出许多相似性。

一、活动时间

陇南的民间黑社火一般从正月初一至初六左右开始准备活动，初七、八开始表演，正月二十前后结束；白马人“池哥昼”的表演时间各村寨虽然有前后的区别，但一般从正月十三开始，最晚于正月十七日结束，与民间黑社火表演活动的时间段相近，一般都围绕元宵节而展开。社火与农耕信仰紧密关联，是农耕文明的缩影，所以其生存形态具有鲜明的节令性，[8]另外也与民间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以上因素决定了民间社火的活动时间。元宵节也称“上元节”，作为中华民族农闲时间的重要传统节日，也是祭祀神灵的节日，在当地汉民族中，一般敬拜神灵的时间为每月初一和十五，而作为“三元”之一的正月十五“上元节”，也自然是祭祀的重要节日。中华民族的节日与农业生产、时令节气的关系密切，所以民族之间虽有信仰和文化的区别，但时令节气对他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是相同的。白马人世代生活于陇南地域，也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耕文明，汉民族文化中的节气、历法由于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在民族的融合中，使白马人也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白马人在汉民族的道教“三元节”，都要进行较大型的祭祀活动，[9]而“上元节”由于与春节相连，尤其突出，所以“元宵节”也是白马人最重要的节日。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所以两种大型的民俗活动都紧紧围绕元宵节而开展。

二、宗教信仰和祭祀仪式

陇南当地汉民族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与白马人宗教信仰极为相似，当地汉民敬拜和祭祀的主要神灵是地方神，主要有二郎神、龙王、马王爷、土地神、山神、家神等，而这些神灵也多是陇南白马人敬拜和信仰的对象。其中主要神灵“二郎神”，其显著的造型特征就是额上有纵目的“三目神”，应和于古老氐文化中“雕题”习俗中的“三目”形象特征，而至今白马人信仰的“白马老爷”造像的突出特征也是额上有纵目，有学者指出二郎神即为传说中氐人的狩猎神。[10]在陇南当地，也有很多二郎神、龙王爷等地方神的庙宇，而山神、土地庙几乎遍布整个陇南各地。二郎神信仰在陇南当地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陇南西和县的民间社火曲中，也有很多关于二郎神的内容，如《十盏灯》中的唱词：“二盏灯儿什么灯，二郎爷担山在虚空，东北各（角）子太阳榨，这是二郎爷显神通”。

两种活动除了娱乐性质以外，也都具有宗教祭祀性质。两种活动的祭祀时间均围绕元宵节展开，祭祀对象都为本村、寨的山神或土地神。黑社火在排练成功正式演出之前，要举行隆重的“演身子”仪式，其中最主要的议程就是祭拜山神土地；元宵节夜晚再次进行敬拜山神土地的仪式；社火结束后，还要杀鸡宰羊举行祭祀山神土地的活动。白马人“池哥昼”在表演之前也要进行在山神庙迎请山神的仪式，并于元宵节夜晚的“迎火把”仪式中再次进行敬拜山神的盛大仪式，“池哥昼”结束后也要进行送山神、五谷神的仪式。可见两种民间艺术活动的宗教祭祀议程是十分相似的。

陇南的民间黑社火与白马人“池哥昼”在宗教意义上的相似性除了大型的祭祀活动仪式之外，还表现在带有巫术色彩的禳灾祈福活动仪式方面，前者是敬拜神灵祈求保佑，后者则是借助神灵和祥瑞驱逐妖魔鬼怪等。陇南西和的民间黑社火在元宵节，龙灯和狮子要挨家挨户的游走，每到一家都要说许多吉利的语言，高喊“大吉大利！”，主人家则要烧香、放鞭炮迎接祥瑞物龙灯和狮子，而龙灯和狮子也是驱逐恶鬼瘟神的主要吉祥物，有些人家还要将小孩从狮子口中放进去，从尾部接出来，取“脱胎换骨”之意，以此祈求小孩健康成长。白马人“池哥昼”表演的进行程序与黑社火相似，从开始表演的第一天起，就从寨子最东头的第一家开始，由东向西挨家挨户地表演，主人家也进行隆重的接待。随后进行祈禳仪式，“池哥”手持点燃的松柏枝、符咒纸在庭堂、灶房和院子四角大声喊叫，用手中钢刀敲打，用牦牛尾边舞边扫，以驱除邪秽妖魔，祝福新的一年吉祥平安。

如前所述，社火在起初本身就是一种祭祀土地与火的傩舞仪式，但后来娱乐逐渐成为主体，傩舞也吸收和融合了其它杂戏成分，最终演变为形式丰富多样的民间社火；而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傩舞依然是以祭祀和巫术为主，白马人的“池哥昼”就是典型代表。但陇南民间黑社火的宗教祭祀因素依然占有重要地位，甚至部分村庄每年的社火因为祭祀因素，成为必不可少的民俗活动，这和白马人“池哥昼”在功能方面基本相同。可见两种民俗活动的精神涵义具有内在的相似性，体现了民族之间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融合。

三、组织结构

黑社火与“池哥昼”都是集体性的民俗活动，所以都要涉及活动过程的发起、组织、编排等，并以此形成参与人员不同的分工，两种民俗活动的组织、人员构成等方面，都体现了结构方面的相似性。黑社火的发起和组织者称为“社火头”，负责社火队表演的经费筹集、后勤保障、祭祀仪式、演出筹划等，社火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本村村长的带领下每年以三五户为单位轮流承担；主体秧歌队，以手持花灯的男女秧歌、龙灯、狮子、纸马等为主体，是表演节目的主要角色，也是社火队的主体；逗笑的丑角，在黑社火队中主要为“老汉”和“妖婆”。“池哥昼”每年的组织者为村寨的“头人”和“会首”，他们负责“池哥昼”表演中的祭祀、表演安排、后勤等日常事务，每年的“会首”也是在“头人”的组织下由寨子里的居家户轮流承担；“池哥昼”演员，主要为“池哥”和“池母”的扮演者，是表演主体；逗笑的丑角为“猴子”。

附表：

四、表演内容

陇南的民间黑社火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表演内容也不断的发展变化，在保持汉文化传统中民间社火的诸如秧歌、龙灯、旱船、狮子、竹马等表演内容以外，[11]也保留了许多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诸如跑匡赢、大媳妇、小媳妇、务牛、顶灯等表演内容，其装饰特征、表演形式、唱腔、艺术风格等都与白马人的“池哥昼”风格接近。其中较典型者有以下几种：

（一）“大媳妇”与“池哥昼”

“大媳妇”表演是黑社火中古老而典型的表演节目之一，目前的民间黑社火中已十分罕见。“大媳妇”表演由两男两女成四人组合，女身由男人扮演，身着短袄和裙子，头戴假发髻以及珠宝装饰，左手拿白手巾、右手摇扇子；男子穿青绵袄，系红腰带，左手插腰间，右手挥舞马尾巴做成的“蝇刷子”。表演时四人相对，两女身相向踩着小碎步前后移动，两男子亦相向配合女身进行侧身交叉步走动，同时也结合手中“蝇刷子”的挥舞动作进行表演。从其装饰特征和唱词可知，表现的是民间男女爱情主题，但这种男女组合表演形式以及装饰、道具等，与白马人“池哥昼”的特征较为吻合：首先男女组合的表现形式结构以及装饰特征与“池哥昼”相似，其次男身“蝇刷子”的挥舞动作与“池哥”挥舞牦牛尾的动作程序也十分接近，加上道具和装饰特征的相似性，传达出相似的视觉文化信息。只是民间黑社火中的表演节奏较为舒缓，显然受汉文化的陶染而“文”化了，而“池哥昼”中挥舞牦牛尾的表演则节奏感十分强烈，原始巫术的特征更为明显。

另外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陇南当地的汉民族中，少数地区至今流传的一种原始巫术活动叫“传神”，也叫“传爷”，“传神”活动的巫师称“师公子”，其表演形式的节奏与“池哥”十分相似，而与汉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佛教、道教等宗教仪式相去甚远，由此我们也不能排除白马人“池哥昼”的遗留和影响。

（二）“花灯秧歌舞”与“火圈舞”

由于“火”对人类的特殊作用，所以世界上许多民族中都有“火”崇拜的风俗，围着火堆跳舞的这种民族舞蹈的形成，来源于古代人类对“火“的崇拜，以及对火神的祭祀，在许多少数民族中，依然保留着这种原始古老的“火”崇拜风俗。白马人的信仰风俗中依然延续着这种自然崇拜特征。陇南白马人除了“池哥昼”以外，也流行“火圈舞”，在举行“池哥昼”的同时，在寨子的麦场上堆起柴草，点起篝火，身着节日盛装，手拉手，边歌边舞。社火来源于人类对“土地”与“火”的原始崇拜，陇南的民间黑社火，其花灯秧歌队的主要编排形

陇南“黑社火”中的花灯

陇南白马人的“火圈舞”

式也具有“火圈舞”的原始结构特征，主要编排形式仍以圆圈为主：周围或是手提花篮的女秧歌，或为手持高灯的男秧歌，中间则由4——8个高灯作为轴心，秧歌围绕圆心扭着十字步进行表演。扭十字步的舞蹈形式虽体现了传统的汉民族农耕文化特征，[12]但其编排形式依然具有原始“火圈舞”的遗风，圆圈中间的火堆由高灯替代，所传递的视觉特征和文化意蕴依然有少数民族圆圈舞的余韵，尤其花灯在夜晚的视觉心理效应，更体现了这种原始“火”崇拜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