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贝尔

第一次在深秋去白马。过去都是在冬天、春天和夏天。红叶映衬下的白马山寨和白马人又是一番味道。从这个季节开始，到来年三、四月，都是白马人最闲的日子，过冬的日子。但秋天还没有全闲，还得准备一些柴草，储存一些吃的东西。这都是过去，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贸易了，好多生活品都过买。修水电站淹没了耕地，加之移民搬迁，几乎没什么地种，如果家里不搞旅游接待，不出门打工，白马人一年四季都可以过闲日子。前年春天，我在王坝楚移民点就遇到好几个过闲日子的白马人，还都是年轻人，躺在过去供销社留下的破藤椅里，接烟也不起身，他们晒着太阳，不到三十岁就在吃救济等养老费了。深秋的景色很美，特别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山雾散漫的时候，润泽而红艳，内敛而安静，是一种半老徐娘独有的气质。
    连续去了三天，晚上回家住，清早又去。每天从海拔八百多到两千多，再回到八百多。凤凰卫视拍片子，寨子里事先做了些准备，擀毡帽、做饮食、唱歌跳舞都是自然而然，但有些事不是在这个时候做，只能破例表演。第二天的拜山会便是，动用了那么多的人，只有通过政府，政府买单。大年初五初六的拜山会是白马人自发的，空巢出动，那种氛围才是真实的，拍片也才能拍到真实。这一次我拍到了宰羊的全过程，极端血腥，羊老是不落气，颈动脉一直在喷血，太阳那么明晰温暖，羊子像是晓得做了假祭山的牺牲不甘心。拜山的圆圆舞也跳得懒洋洋的，乡长在一旁喊“还是认点儿真”。我想白马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毕竟不是拜山的日子，仅仅受命而为，不得已挣点误工补贴，吃点喝点。一帮白马老太婆太厉害，喝酒就不说了，说话也厉害，还把我拖去筛糠。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两次被筛糠后病了，晚上回县城直接送进了医院。估计她是被受了惊吓，因为筛她糠的是几个刚刚跳过曹盖还没来得及拿下面具的毛煞小伙子。
    在白马老爷山下遇见意大利人白。白马遇见白，认识白，也是一种机缘，两个“白”碰在一起，我站在旁边。他七六年的，年轻与沧桑掺半，中文说的不赖，我听得懂。他跟谷岳一路，不揣一分钱闯天下，从九寨沟的勿角搭便车过来。与我们同行的小帆认出了谷岳，高兴粉了，她是谷岳的粉丝。我们邀请他俩去厄里寨吃午饭，午饭前我与意大利的白谈了很多，也算是访谈。谈到国家、文化、现实与梦想，也谈到文学，谈到卡尔维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明确表白，他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中国人说话。饭后，他们要搭便车去岷山的另一侧虎牙，我们去夺补河深处的扒下寨。他跟我拥抱，给我留下电话，跟在场的人拥抱。在拜山会上，白马老太婆拖他筛糠，他反倒搂起了对方，我当时就发现，意大利人白要比我们汉人实质上更接近白马人。
    看白马人擀毡帽也是第一次。我一个人拍过红叶走进稿史脑，便遇见白马人擀毡帽。凤凰卫视的两小韩还在寨子外面拍空镜头，叫我抢了先。移民新区水闸风大，太阳出来的晚，走在寨里很冷。我静静地拍他，看他，拍毡帽、看擀毡帽，有一种神圣感，虽然房子寨子都是新的，感觉却是走进了白马人的古代时间。小韩他们拢了过后，白马人又按流程做了一些，突出了擀毡帽的“擀”。毡帽并不是好实用的帽子，但白马人一直戴到了今天，说明了什么？令我伤心的是听白马老人说，现在就只有他会擀毡帽了，年轻人没人学，等他过世后，便没有人会擀了。同样的伤心还包括曹盖的制作，焦西岗制作曹盖的老人已经去世了，现今白马人已经没有人会做曹盖了，他们只能把现有的曹盖保存下去。
    为了配合小韩他们，我找到了阿波珠，并且在空空的白马小学校园里走了半圈供他们拍摄。白马小学这学期开学已经没有一个学生读书了，地震后花了三百多万重建的新学校空置了下来，说不定就这样永远闲置了，虽然面对凤凰卫视的镜头，阿波珠说的是过几年还会有学生回来上课。记得零五年跟何明奎来的来时候还有五十多个学生，阿校长站在台子上讲话还像那么回事，后来几次去也还有三十几、十几个。学校四周的山很美，各种红叶美艳极了，美的叫人发冷。我不晓得一个失尽了学生的校长心头是什么感觉，估计是无所谓，有工资拿就行了。我觉得很悲哀，不管校长自己在不在乎，也不管他有没有感觉，都是一种悲哀。只要他还有心，心没有死，每天看见空空的日渐荒芜的新学校，就会想起过去，就会心疼。
    十八日我们在夺补河更里面的扒西寨呆了整整一个傍晚，拍白马老人学士修挖土豆、养蜂、喝酒逗猫惹狗。也都属于表演性质，但他做的不错。我也拍了很多空镜头，特别有感于那条被水库淹没的小路。我心里有了一篇文章，叫《水边的扒西寨》（“寨”一定要读“jia”）。扒西寨过去在路边上，我们进王朗都要从寨门口过，自从修了水库就荒僻了，冷落了。我甚至记得八六年第一次路过的情景，土豆花、苦荞花开的漫山遍野。
    我对曹盖没有认识。曹盖是白马人对面具的叫法。见到曹盖十几二十年了，但一直没有细看细想。说简单也简单，不过一张遮脸的面具，脸藏在背后，露出的是木雕的另一张脸；说复杂那就复杂了，曹盖上凝聚了多少白马人的信息，没有人讲得清楚，生产生活的，巫术宗教的，心理文娱的。在王坝楚街上格格的家里拍曹盖，听他讲曹盖，我觉得他没有说清楚。格格是跳曹盖的承传人，但他也是村主任，村主任的身份和长期在这个身份下的生活破坏了他的直觉与表达，很多东西被异化，藏在内心的又说不出来。跳曹盖的人应该有一种原始冲动，这种冲动来自他的原始直觉，来自汩汩的血脉。跳曹盖的人跳起来之后，应该受到一种神的驱力，就像一台运转起来的发动机，因为他的舞蹈或者说表达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了全族。真正跳曹盖的人应该有神附体，他们撵鬼驱邪，自己一定有比鬼邪更大更正的能量。格格不行，他太世俗化了。不过，他家的那尊面具还是很威武，青面獠牙的，叫人看了振奋。面具是1986年雕做的，二十六年了，属于半新旧。凤凰卫视的镜头摄取了很多，我的眼睛与相机也摄取了很多。小韩们希望找到更古老的曹盖拍摄，但格格以老曹盖不让人碰推辞了。我也希望能看见古老的曹盖，有明清时候的最好，但格格和乡政府的小唐都没能带我们看见。我会有机会看到，但未必是明清时候的，或许连民国时候的也找不到了。正式的祭拜场合戴的曹盖都是正宗的，每家每户挂在门上的就不一定了，很多都是简易的替代品，我在木座寨子上就看见俺很多，还涂了颜料。现在白马人也开化了，对好多东西都不再有神圣感。
   国帕是上壳子的一位七十九岁的白马老人，住在王坝楚的移民点，凤凰卫视带他到下壳子去拍片，还特别背上背篼、带上拴刀做道具。国帕脸上肤色的黑是太阳的黑，高山的黑。国帕脸上的皱纹是沧桑，更多是个人的，社会的也有——他做过三十年的队长，他吃的苦大多是人面对自然必须吃的苦。现在他很平静了，很坦然，甚至是一种悠闲，用细长的铁杆烟袋吃蓝花烟，站在下壳子坎上收割后的包包白地里像一桩神。他看我的眼神淡淡的，很平和，像冬天少有温暖的阳光。跟我说话也是那样，慢吞吞的，甚至有一点腼腆。
    我多次去过下壳子，但都没有这一次美。要不是那些收包包白的人和车子，要不是那些从下壳子背包包白下来的人，下壳子的美便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美到了绝对的自然、绝对的纯粹。房子是越来越颓废了，靠北一边的土坯房都崩塌了，只剩几朵半残的房顶；中间的木楼虽在，但墙子已经垮了，长满了蒿草和灌木。几年前还可以走的小路已完全被野草和藤蔓淹没，不能下脚。远远看去，下壳子已经被青藤野草缠绕包围，给人一种各种植物在疯狂蚕食下壳子的印象。下壳子的人事更淡，哪怕搬走的人还回来种包包白收包包白，人事淡若荒冢。我一个外人走进来就是审美。我拍了又拍了，看了又看，睁大眼睛眯着眼睛，看不够拍不够。美看起来真实，色味形俱全，看得见摸得着嗅得出，但又比什么都虚幻。红叶满山，后山的草甸灌木亦如上了彩的海绵，视觉上的顺滑也如羊毛毯羊皮袄，但再过十天半月就消失了，冬天便只是荒草连天。真实的美镀上真实的午后阳光，下壳子的美呈现出更多的虚幻，尤其那种在美景里铺张的一种叫卡拉多瓦的纤细的嫩藤，它的铺排与纤细和娇嫩生长在一起，给了下壳子的美一个预言。
    我一路走一路开启电话的录音器，搜集下壳子的声音，有不知名的鸟叫，有虫子叫，有风声，轻微的，神秘的，在金子一般太阳下面，在无比明晰的阴影里。我又有了《午后的下壳子》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