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陇南西和一中 魏泽民
现代白马人主要生活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铁楼乡白马河流域和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境内，人口约14000人。陇南白马人主要分布于文县铁楼乡以及石鸡坝乡的岷堡沟等地。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将白马人划入藏族，但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白马人属于古代西部仇池氐人的后裔，其民俗风情有别于藏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平武学者曾维益先生经过几十年地不懈研究，撰写了《火溪沟社会历史调查》、《龙安土司》等学术论著，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现代白马人与古代的仇池氐族的关系，证明白马人的族源并非藏族，而是古代仇池氐族的后裔。这一学术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曾先生也因此应邀登上了北大讲坛。
氐羌是中国古代西部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之一，生产力水平较高，曾经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演绎过一幕幕历史活剧，尤其是在五胡乱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仇池氐杨氏曾创建了前、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几个氐族割据政权，并与中原汉族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发生过战争和朝贡关系，有过密切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促进民族大融合，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虽然崔鸿编写的《十六国春秋》中没写进白马氐杨政权，但白马氐杨的建国活动散见于其他历史著作，也保存在今日陇南人民特别是陇南文县白马人众多的民俗事项中。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发展水平，陇南文县白马人基本保留了其原生态的民俗文化特征，蕴涵着深厚的白马历史文化内涵，正如陇南学者焦红原先生所说：“陇南五国，尤其是白马氐政权，他们虽然是中国历史的弃婴，却是陇南历史的长子，支撑起了陇南历史文化的半壁江山”。
一、从历史记载看仇池氐羌与文县白马人之间的关系
无论在历史渊源、地理关系还是传统习俗方面，还是在血缘关系方面，陇南文县白马人与古代仇池白马氐族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早在商周时期，氐羌就开始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春秋战国时期，氐羌部落就在西汉水、白龙江和岷江流域，也即现在的甘肃东南地区及其邻近的陕西西南、四川西北一带繁衍生息，成为西戎别种之一，其部落繁多，各有称号，互不统属，其中冉駹以西，白马氐最大。在众多的古籍记载中，“氐”总是和“白马”紧密相连，司马迁的《史记》在介绍西南夷情况时就说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汉书·括地志》也有关于“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一类的记述。《魏略·西戎传》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其自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同时，历史上往往氐羌并称，即使生活在魏晋南北朝当时的人，也总搞不清仇池氐杨氏属氐还是属羌，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安抚和怀柔仇池氐杨氏而封爵的三枚仇池金印，北魏所赐金印印文是“魏归义氐侯”，晋朝所赐两枚金印，则印文分别是“晋归义氐王”和“晋归义羌侯”，其实，严格地讲，氐羌是两个民族，这个目前已有定论，这里不再赘述。《汉书·武帝纪》和《汉书·地理志》都记载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西南夷”后，在“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当时的武都郡治在洛谷（今西和县洛峪镇），下辖武都（与郡同治）、上禄（治今西和六巷）、故道（治今两当杨店）、河池（治今徽县伏家镇）、平洛（治今康县平洛）、沮（治今陕西略阳县东80里）、嘉陵道（治今礼县雷坝一带）、循成道（治今成县覃河附近）、下辨道（治今成县广化）等6县3道共9个县级行政区划。《武阶备志·卷三·郡县治城邑考》说：“武都故城在成县西，古白马氐所居，汉初置，武都之郡治也。东汉移郡治下辨，以县属之，晋仍旧。太和二年，杨定请置仇池郡，遂没于氐。魏克仇池，置镇，改南秦州，又改渠州。正始初，为南秦州，即《魏书》所谓骆谷城也。”《南齐书·卷五十九》也记载：“氐杨氏……出略阳，汉世居仇池地，号百顷。建安中，有百顷氐王是也。晋世有杨茂搜……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楼橹却敌状，高竦数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缘而升。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冈阜、泉源，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者，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这些材料都说明，仇池地区在汉魏南北朝时期，都是氐人生活的中心地区，他们在此凭借仇池险要的地理形势和较为发达的经济，与中原政权之间周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南先后出现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四个氐人政权和宕昌羌人政权。《魏书·氐传》云：东汉建安年间，“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为号。”又曰：仇池“四面斗绝，高七里余，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地王。千万子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假征西将军，还居略阳。无子，养外甥令狐氏子为子，名茂搜。”《晋书·惠帝纪》和《宋史·氐胡传》记载：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秋8月，秦、雍氐羌皆反，推氐帅齐万年假号称帝，围攻泾阳。十二月，氐酋杨茂搜避齐万年之乱，自略阳（今天水市秦安县）率部落四千余家还保仇池，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多归之”（《宋书·氐胡传》），在仇池建立白马氐族政权，此即“前仇池国”。前仇池国凭借险要地势，与东晋和前赵周旋，求得自立。后因内讧，至前秦建元七年（公元317年），仇池国被另一强大的氐人政权前秦所灭，遂“徙其民于关中，空百顷之地”。至公元387年，前秦在淝水之战中大败，氐酋杨定逃回陇右，招集氐汉千余家，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重建仇池政权于历城（今西和县城北），此即“后仇池国”。后仇池国在东晋、后秦、西秦三国夹缝中采取灵活战术，称臣立国，南朝刘宋时期，杨盛曾被封为大将军、武都王，国土面积东至汉中，西至平武，北至上邽，强盛一时，到公元442年被刘宋攻灭，杨难当投降北魏。前后仇池国前后传国7代9主，存续134年。公元443年12月，北魏击败刘宋，攻取仇池，派氐酋杨宝宗守洛谷（今西和县洛峪镇），4月，氐人反叛，立白马氐酋杨文德为仇池公，与刘宋交好，被刘宋封为武都国王。北魏进攻，杨文德逃跑，杨元和留守，至刘宋元徽四年杨文度兵败亡国。此后，杨文弘退守武兴，自称武兴王，建立武兴国，但萧齐改封杨后起为武兴王，杨文弘向萧齐求和，武兴国在北魏和萧齐中间艰难立国，到公元553年被西魏灭亡。公元477年被北魏封为阴平公、葭芦镇王，建立阴平国，到公元553年被梁攻灭。这样，白马氐人在北方和中原政权的军事打压下，在白马氐杨氏内部的纷争中，一步步地从仇池中心地带向南撤离，散落在陇南、川北的深山巨谷之中，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二、从民俗的角度看文县白马人与古代仇池氐人的关系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风尚和习俗，是一种动态的生活文化，具有传承性、变异性和历史性。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民间风俗、习惯、信仰和各种口传文学，诸如神话 、故事 、符箓、谜语、谚语、祷词、歌谣、歌曲、迷信以及节日典礼、传统游戏、艺术、手工艺等。
深藏于巴蜀山地的白马民俗文化，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一种风格独特的旅游文化景观，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好地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
（一）民族服饰
衣食住行衣为首。服饰是民俗文化的最重要的体现，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白马人的民族服饰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杜甫的“羌父豪猪靴，羌儿青兕裘”（《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也是写仇池氐羌民俗服饰的诗句，反映了唐代仇池地区生活的氐羌民族服饰特征。但后世氐羌民族服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氐人的服饰既不同于藏族服饰，也不同于羌族服饰。氐人“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而羌人则“皆衣裘褐”，“披毡为上饰”；氐族妇女皆“编发”，而羌族妇女则“被发覆面”，体现了游牧民族羌与农耕民族氐不同的服饰文化。在后来的民族战乱中，氐人被迫南迁，退居于甘、陕、川交界的深山之中，过上了半耕半牧的生活，其服饰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夏天多穿凉快单薄的麻布或棉布服装、草鞋、麻鞋等，冬天多穿戴厚重保暖的羊毛布衣服、番鞋等。白马人妇女的鞋一般为番鞋和绣花鞋，劳动时也穿麻鞋或草鞋。穿绣花鞋时小腿上一般要缠裹腿(缠子)。目前白马人的服饰特征基本保留了古代氐族服饰“长身小袖皮靴”的基本样式，但是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与发展过程中，也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其他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目前丰富多彩的白马人服饰文化。传统的白马民族服饰的古老样式，服饰的主体面料一般为白马人自制的麻布或羊毛织物(褐子)，局部的图案装饰则用少量的丝绸以及刺绣，装饰工艺细致精美，图案的格式和内容相对固定，并代表着特殊的文化含义，体现了明快、古朴、单纯的民族特征白马妇女的服饰相对丰富多样，不仅种类较多，包括帽子、鱼骨牌头饰、百褶衣、短衫、坎肩、腰带、绣花鞋以及荷包、首饰、胸牌等其他佩饰，而且色彩艳丽，对比强烈，装饰图案丰富多彩，意蕴深厚，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结构简单、装饰简洁、色彩朴素的男子服饰形成鲜明对比。白马妇女传统服饰的色彩以白、黑、红为基本色彩，陇南文县白马人民族服饰，无论是常服还是舞服（民族傩舞“池哥昼”和“麻昼”服饰）都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二）崇尚的色彩
文县白马人崇尚白色，大都敬奉白马神，好多部落以白马为图腾。白马人把白色东西当作吉祥物，禁忌坐在白石头上，禁忌猎杀白色的动物，还饲养白狗、白鸡、白鸭作镇宅之宝。白马人认为红色能够辟邪降福。红色象征太阳、火、鲜血，代表着生命和正义，身上佩戴红腰带等红色饰物，意味着神灵附体，保佑平安。黑色：黑色在白马人女性服饰中应用的也比较多，它总是与庄重、高贵、财富、联系在一起，老年妇女喜欢用黑色来装饰自己，显示沉稳地一面。
仇池人也崇尚白色，也有对“马王爷”的崇拜，还避白石头，认为那是白虎。仇池人也喜欢红色，认为红色辟邪、喜庆，过喜事都喜欢贴红对联；对黑色有敬畏感，在很庄重的场合也用黑色。
（三）生活方式
白马人世世代代在大山深处耕种劳作，过去所穿衣服全靠自织自缝，过着自耕农的生活，食物以五谷杂粮为主，辅以狩猎，崇拜山神，这与《华阳国志》关于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的记载，《魏略·西戎传》关于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豕、牛、马、驴、骡” 的记载，《南史·夷貊传》关于氐人“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绸绢布漆蜡椒等” 的记载是一致的。史籍所记仇池氐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与当代白马人的生活状况基本一致，发达的农耕文化为氐人服饰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和文化基础。
仇池人的食物也以五谷杂粮为主，偶尔狩猎，也敬山神；大多数白马人也和汉族人一样，逢年过节到庙里烧香敬神，在自己的家里供奉祖先牌位。
宴会宾客时，白马人讲究“十大碗”，而仇池地区的居民自古就讲究用“十全”来宴会宾客，这也与白马人的饮食风俗不谋而合。
（四）宗教信仰
白马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神和祖先神， 他们崇拜太阳、月亮和星星，崇拜山神，也崇拜一切自然物，如大树、雄鸡等，而仇池人也有类似的泛神崇拜、自然崇拜。他们不仅拜大树，也拜巨石。白马人最崇信的是 “叶西纳蒙”（意即“白马老爷”），而先代仇池人也祭拜“马王爷”，民间还有“马王爷三只眼”的说法。仇池人崇拜马，引亲时新媳妇要骑大马，人死后还要烧纸马，社火中有马社火，神庙里有马王爷，这一点也与白马人有相似之处。仇池人也崇拜大公鸡，祭土还愿都要用大公鸡，相信大公鸡有威摄鬼魔邪道的作用，甚至用雄鸡来“引魂”、“招魂”，这与白马人对大白公鸡的崇拜和信仰也如出一辙，颇有相似之处。
（五）葬俗习俗
现在，陇南各地都有“二次葬”的习俗，这主要是因为陇南农村大都采用土葬法，如果死者的生辰八字与死亡时间、墓地的山形地理往往不合局。但人死不能长期停柩不葬，于是采用了先寄葬，等大利之时再行正式安葬，于是有了“二次葬”。寄葬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诸如穿堂——在某地挖一墓穴，将棺材穿进去，墓口用土堵严实即可；天井——在平地打一比棺材略大的竖井，下面放上两根楞木，上面敷上麦草，再用土填埋即可；明寄——将棺材放在某僻背之地，周围用土坯子围住，顶上用泥瓦苫好即可；架干丧——将棺材存放在悬崖窑窝里，用柴草堵住窑窝口，也即悬棺葬。
对“缆桥墓葬群文化遗址”的发掘，证明古代氐人也是采用“土葬”葬俗，但葬式很奇特，多采用单人直肢葬，也有部分为肢解葬，这与《淮南子·地形训》关于“西方有形残之尸”的记载是一致的。墓穴内有专门放置的白石、土陶和铜器，也有陪葬的羊骨，说明氐人崇拜白石，而今的文县白马人安葬时也有在墓穴中放置五色粮食、五色石子和木马蹄的习俗，这也与古代氐人的葬俗有相似之处。
（六）民间娱乐
现代文县白马人的民间娱乐活动，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凡是大型娱乐活动，诸如池哥昼、秋昼、麻昼、甘昼、阿里改昼、池母写勒、十二相、火圈舞等，都要举行隆重的请神仪式，而仇池地区的社火表演也有很浓重的神性色彩；白马人的迎火把、火圈舞和然巴干干昼也与仇池地区现今的夜社火弯庄和羊皮扇鼓有相通之处，表演的时候也要请神，把娱人娱神融为一体；尤其是池哥昼表演中表现神性的庄重与猴子（汉名）滑稽诙谐，与仇池地区社火中的春婆表演形式非常相似，亦庄亦谐。
三、结论
早有学者提出，陇南川北的白马人与藏族不是一个系统，他们的族源不同，现代的藏族主体是古代的吐谷浑发展而来的，而白马人则是古代氐人的一支——仇池氐杨氏南下后发展演变而来的，陇南白马人与古代仇池氐杨之间的渊源关系是清楚的，这不仅有翔实的史料记载，也有大量的民俗事项可以旁证。
【参考资料】
1、《文县县志》
2、《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服饰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4、焦红原《与仇池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袁智慧主编《仇池论集》2010年3月）
5、邱正保、张全新、田佐主编的《陇南秦文化民俗资料》（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