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红原
（陇南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甘肃武都 746000）
摘 要：白马氐是古老的氐民族中人口、族群及影响力最为强盛的部族，陇南是白马氐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司马迁《史记》中的“西南夷”与陇南白马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如今生活在陇南的“白马藏族”与古老的白马氐之间亦存在着民族族属及文化传承的重要延续。长期以来，人们对什么是氐？什么是白马氐？什么是白马氐羌？以及什么是“白马藏族”？它们与陇南白马人之间有无民族关系等问题，道听途说，莫衷一是，甚至在陇南的一些十分重要的官方文件中，也出现以讹传讹的缺憾。弄清楚《史记》中的“西南夷”，对研究陇南白马人民族历史的演变，极为重要。
关键词：《史记》；“西南夷”；陇南；白马氐
陇南是白马氐人的发祥地。随着国运渐昌，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工作的推波助澜，近年来，人们对白马氐民族民俗文化的探究兴趣亦日益浓厚。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白马氐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弄清楚《史记》中的“西南夷”，对于研究陇南白马人民族历史的演变，极为重要。
一、《史记》中的“西南夷”
秦汉以前，我国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生活着许多部落民族，他们语言不同，风俗各异，史书上通常把这些地区聚居着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民族习性、族属名称、势力范围、君长情况等，都有一些简略的记述，虽然简略，但这对研究汉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演变、了解他们当时的民族习性及生产生活状况，都是弥足珍贵的。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mí）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楪音叶）榆，名为巂（巂音髓）、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mánɡ，面﹑额白色的黑马。）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其意大抵为：西南夷的君长有数十位，其中，夜郎的势力是最大的；它的西边，靡莫之夷也有数十位，其中滇的势力最大；从滇往北，那里的君长也有几十位，其中邛都夷的势力最大。这些地方的人习惯于把头发梳成椎形的髻，以耕种土地为生，有村落及小城镇。西面从同师往东，直到北边的楪榆，称为巂和昆明。这里的人们却全编着头发，随着牲畜而迁徙，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君长，土地纵横大约有几千里。从巂往东北，那里的君长也有几十位，其中徙和筰都的势力最大。从筰都再往东北，那里的君长又有数十位，其中冉駹的势力最大。他们的习俗有的定居、有的迁移不定，都在蜀郡的西面。自冉駹再往东北，那里的君长又有十数位，其中白马的势力最大，都是氐族的同类。“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上述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仅巴郡、蜀郡西南以外的“蛮夷”（少数民族），就有“夜郎”、“靡莫”、“滇”、“邛”、“巂”（巂音髓）、“昆明”、“徙”、“筰”（zuó）、“冉駹”、“白马”、“氐”、“劳寝（浸）”等十余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少数民族，在司马迁“南巡”之后不久，大多便被其它民族所融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当然，也有例外，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滇”成了中国云南省的简称，“昆明”成为云南省省会的名称，“夜郎族”躲藏在“夜郎自大”的成语里，羞羞答答，不好意思，但《史记》中的“白马”，却马蹄踢踏地穿越了历史，“白马氐”历史文化，至今仍是陇南历史文化的光荣与传奇。
陇南有句俗语叫“拔住胡子嘴动弹”，一个地方的民族历史文化和与之毗邻民族的历史文化必然有千丝万缕的种种联系，正因之，笔者认为，梳理并弄清楚《史记》中“西南夷”的基本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夜郎：战国至汉代，主要分布在今贵州西部、北部，以及云南东北、四川南部与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汉朝初年，与南越、巴、蜀等少数民族有贸易关系。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于其地置牂河郡。曾为夜郎国，武帝时又置夜郎县，治今贵州关岭境。南朝梁大宝后废。
靡（mí）莫：古族名，西南夷的一支，始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战国至秦汉时分布在今云南滇池至东北曲靖一带，其属什数，滇最大，其民“魋结，耕田，有邑聚。”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将其属地并入益州郡。
滇：在今云南东部滇池附近的地区，曾建立过滇国。战国时，楚将庄蹻（一作庄豪）至其地称滇王，从事农、牧、渔、纺织，并经营采矿业。汉武帝元狩年间，滇王曾协助汉使探求通往今印度的道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于此置益州郡。今云南省因省境东北部在战国至汉武帝以前为滇国地而简称为滇。
邛都夷：也称邛，汉代我国西南特有的少数民族。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邛都夷地置邛都，治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德昌地区，这一地区也为彝族先民“叟”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南朝齐废。西汉、三国及南朝宋时为越巂郡治所。
巂：古族名，西南夷的一支，《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次记载，西汉时主要分布在西自同师（今云南保山市），北至楪榆（今云南洱海）地区。今四川西部和云南西部地区亦有分布。其生活习性及社会结构为“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与昆明夷关系密切，习俗相同。《史记》说：“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巂族源出自古氐羌系统。魏晋时期的史籍通常写作“叟”，汉至六朝时主要分布在今甘肃东南部、四川西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等地。有蜀叟、氐叟、賨叟、青叟、越巂叟等。三国时，把应魏蜀征募为兵，作战勇敢的人，褒称为“叟兵”。
昆明夷：始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系汉代西南夷的一支。出自古氐羌系统的部落。西汉时仍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状态。以“编发”为特征。主要分布在滇西洱海地区。西至今澜沧江，东至贵州西部，北起四川西南，南及哀牢山区。元狩（前122－前117）初年，汉武帝遣使通身毒（今印度），受昆明夷的阻拦而中止。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作征讨准备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附近开凿“昆明池”。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使进入其活动地区。元封二年至六年（公元前109年－前105年），汉王朝将洱海地区并入新设置的益州郡管辖。东汉后，昆明夷逐渐定居，除畜牧业外，亦发展农业，并逐渐形成大姓邑落割据状态。东汉建初二年（公元77年），邪龙县（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昆明夷首领卤承助汉击破哀牢夷，受封为“破虏傍邑侯”。魏晋时期，昆明夷为南中夷人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与叟并称为“大种”和“小种”。唐代分布在滇西的“昆弥”，与今西南地区的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有族属关系。
徙：亦称“斯叟”、“斯榆”等，系叟中一支，始见于《华阳国志》。汉晋时，主要分布在邛都（今四川西南地区）。西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司马相如曾出使该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其地属越巂郡。晋时徙人曾多次反叛。
筰（zuó）：又称筰都夷，古族名，分布在今四川汉源一带，以从事农牧为主，向外输出名马，史称“筰马”。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于其地置沈黎郡（一为沈犁郡），又作“笮”。汉代属于羌人的笮部落，以建“笮”桥而闻名。
冉駹：又称冉駹夷，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駹水是湔水的支流，冉駹亦即由此而得名。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及司马错统一巴蜀后，在岷江上游东岸设置湔氐道，辖所大抵包括今四川松潘、茂汶东部、绵阳及温江两地的灌县、彭县一带。羌人在此畜牧并逐渐定居，开始经营农业，发展成冉、駹两大部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此两部落为中心，设置汶山郡。冉駹部落以农牧业为主，地产髦牛。唐代于茂州都督府下设羁縻州。由于这一地区古代系氐、羌民族的重要聚居区之一，其中又以冉、駹为大，故史籍称“冉駹”、“冉駹夷”、“冉駹国”等，均泛指这里的民族共同体。
白马：古部落名，氐族的一支。汉代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产名马、牛、羊、漆、蜂蜜等。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于其地置武都郡，郡治在今甘肃省西和县洛峪境。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聚众自守，曾建立过仇池国、武都国、阴平国、武兴国等地方政权。在唐蕃百余年的战和不定中，避乱山中，故未被双方同化。明、清时，今甘肃陇南山区有“白马番”。今四川平武、南坪（今四川省九寨沟县）及甘肃文县铁楼白马藏族乡等地的“白马人”，为其后裔。
氐：中国古代西部少数民族之一。商周时，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南部、陕西西部、四川北部的广大地区，汉代主要集中在武都郡（治今甘肃省西和县洛峪乡），从事畜牧业和农业，部落支系繁多，最著名的为白马氐。十六国时期，族内豪酋群雄并起，先后建立过仇池、前秦、后凉等多个氐民族地方政权。公元580年，阴平国氐帅杨永安发动利州、兴州、武州、文州、沙州、龙州六州氐人，响应益州总管王谦反周，被北周大将军达奚长儒所镇压。氐民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地方政权——阴平国灭亡，氐族随之与当地民族融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劳寝（浸）：亦称“劳氵呆 ”。始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国古族名，系西南夷的一支。战国至秦汉时分布在今云南曲靖一带，与靡莫、滇族同姓相扶。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其地并入益州郡。
二、司马迁《西南夷列传》对研究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构成情况及陇南白马人历史的贡献
研究秦汉时期陇南民族史，晋代常璩撰《华阳国志》与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参考文献。
《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全书共十二卷，详细记载了远古至晋永和三年，西南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州县的历史，郡县沿革，治城所在，以及民族、风俗、物产、山川，各县大姓等，为研究我国古代西南边疆地理、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为《本记》《表》《书》《世家》和《列传》五大部分，其文史学价值极高，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们谈论《史记》，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个人，这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为，司马谈对儿子撰写完成《史记》是功不可没的。
司马谈出生在汉朝初年，楚、汉之际的人，对楚汉相争时的许多史事了解较多，这使他较为方便地拥有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史事资料，身为太史公，他掌管着朝廷天文、祭祀等工作，同时，他还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使他有条件和机会翻阅国家藏在石室金匮中的重要书籍，包括当时只有皇家才拥有的《左传》。司马谈原本想效法孔子著《春秋》，整理、编写一部胜于《春秋》的汉以前的通史，只因有一年，皇上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之事时，却没有叫他这位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去当随从，懊恼、羞愧与失落同时袭来，不久便郁闷而死了。（参见何启君整理《顾颉刚讲史录·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
司马谈生前宏愿未果，临死前，他把修史的重任托付给儿子司马迁，但他前期撰写的大量史实遗稿，却为司马迁子承父业，最终完成鸿篇巨制《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司马迁不仅天资聪慧，书读得多，知识面宽，而且能深入基层，了解民间冷暖，体察民风民情。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他这样自我介绍：“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后来升任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真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有幸读到素材鲜活，内容丰富的许多《列传》，包括《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四夷列传”。
通过《西南夷列传》，我们第一次了解到“靡莫”、“巂”、“昆明”等不为世人所知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而通过“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以及“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的记述，我们恍然大悟，司马迁竟然是第一个为陇南白马氐立传的高级史官。《西南夷列传》对研究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构成情况，以及陇南白马氐民族历史文化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三、氐与陇南白马氐（羌）、“白马藏族”（白马人）的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多数民众对什么是氐？什么是白马氐？什么是白马氐羌？以及什么是“白马藏族”？它们与陇南白马人有无民族关系存续问题，道听途说，莫衷一是，甚至在陇南的一些十分重要的官方文件中，也出现以讹传讹的缺憾。
氐与羌早在《诗经·商颂·玄鸟》中就有记载：“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也有“成汤九年，氐羌来贡。武丁三十四年，氐羌来宾”的记述。史书对于白马氐族的记述更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 “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开，并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汉书·地理志》说：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白马氐地置武都郡。治所在今陇南市西和县的洛峪镇，辖：武都（与郡同治）、河池（治今徽县伏家镇）、平洛（治今康县平洛）、沮（治今略阳县东八十里）、嘉陵道（治今礼县雷坝附近西汉水沿岸）、循成道（治今成县镡河附近）、下辨道（治今成县广化）九县。《山海经》《史记》《魏略》《三国志》《汉书》《晋书》等多种重要史籍中，均有关于氐民族活动的记载。然而，历史上的氐族与陇南白马氐（羌）以及今天所谓的“白马藏族”（白马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1.氐与羌是不是同一个民族问题
关于氐族的起源，以及氐羌是否为同一个民族的争执，历来是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部分学者认为，相传氐族先祖为有扈氏，与夏同姓。《尚书·甘誓》云：“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这个古战场现位于陕西省户县郊外。有扈氏被华夏打败，乃率种西迁，居于岷、汉一带的深山峡谷之中。现有资料，商代卜辞中虽有“氐”字，但不作族称，而是作动词用，兼有征伐、调用之意。卜辞中“氐众”，意即“用众”。《诗经·商颂·玄鸟》，中“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诗句，郑玄注释：“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享，献也，世见曰王。”孔颖达疏曰：“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山海经·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逸周书，王会篇》“氐羌以鸾鸟。”孔晁说：“氐地之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也。”《山海经·海内南经》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大荒西经》载：“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郝懿行的《山海经注笺琉》解释说：“互人”，即《海内南经》氐人国也。“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伪，以俗“氐”正作“互”字也。据此，氐人应为炎帝后裔，炎帝为姜姓，氐与羌均自认出于炎帝。《周书·异域传》云：“氐人酋帅多姓姜”，可知《山海经》中虽多为神话资料，但确也保存着零星的可靠史实。《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氐羌，呼唐离水之西。”高诱注曰：“氐与羌二种夷民。”认为氐族是不同于羌族的另一个民族。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祖桓先生说：“氐与羌二族最相近似，但氐与羌又实为二族，绝非一族。”李祖桓先生对氐与羌是不是同一个民族的疑案，从“习俗异同”、“华化水准高下”以及“民族地域分布”等三方面来分析论证，我认为，有理有据，值得重视与肯定。
（1）习俗。氐族之习俗与羌不同，可自《魏略》见之。《魏略》曰，“其俗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是氐语与羌语有别之证。“其，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是氐人之衣不与羌人同之证。“皆编发”，按《后汉书·西羌传》说，“被发复面，羌人因以为俗”，是羌人被发而氐人编发，此大异之点也。故由其习俗可知羌氐不同。
（2）华化水准高下。氐与羌“华化程度亦有高下”，大抵氐人华化较深，而羌人则较浅。如《魏略》说，氐人“多知中国语，其还种落间则自氐语”。故氐人可操汉语而羌人不能，是羌人华化不及氐人之证。如《仇池志》中杨难当呼田崧而字之曰“子岱”，又如杨氏族中弟兄命名多有排行，如杨集始、集同、集象、集起、集义、集朗等，是均为华化甚深之证。而觅之羌人，则如此情形者甚少。故氐较羌更为华化。
（3）民族地域分布。以地域论，氐人多居腹地，而羌人大半居边地。《魏略》说，“氐人多与中国错居”，羌人分布地据《后汉书·西羌传》说，“在河湟一带”，氐人则近在武都、略阳，近中国内地，羌人则否，此亦二者有别，故知氐人较羌人华化较深，此为二者可区分之点。（参见李祖桓：《仇池国志·仇池杂录·氐羌二族之异点》）
综上所述，氐族是氐族，羌族是羌族，氐与羌是两个民族属性完全不同的独立民族。
2.氐的来源与历史上氐族的分布范围
氐人之所以称“氐”，目前，史学界说法不尽一致。四川学者任乃强在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认为，因其所居住之地位于河谷川坝的低地，故名。有的则认为“氐”古字通“氏”。许慎《说文》第十三篇“氏”字解：“巴蜀名山岸胁之堆箸欲落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因此，“氐”就是居住在河岸峡谷崖壁下的居民。“顶上危石突出，其下可以居人之地”（张建昌：《氐族的兴衰及其活动范围》）。还有人认为“氐”就是“氏”，是一种悬虚不着地的棚阁，类似于今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吊脚楼、山楼，引申为民族，即为“氐”族（谭继和：《氏、氐与巢居文化》）。
氐人的分布范围，学界一般认为，春秋战国至秦汉，氐人活动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约相当于魏晋的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及其南邻，即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起初主要聚居地区在西汉水、白龙江流域，此外，还与它族杂处。如《史记·西南夷传》所云：“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有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并置十三氐道。此制始于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提及：县“有蛮夷曰道”。《后汉书·百官志》亦云：“凡县主蛮夷曰道。”据《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漾水》等记载，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置的道、县有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甸氐道属广汉郡，湔氐道属蜀郡。上述十三道俱在陇西郡之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相吻合。
汉至三国，氐人经历两次较大迁徙。第一次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派兵镇压氐人反抗，徙部分氐人于酒泉，即酒泉福氏之氐。第二次是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因氐王阿贵、杨千万不附，累攻武都，终以氐王附蜀汉，徙武都氐人5万落于扶风、天水二郡界内；旋又徙武都氐、汉等族人众于京兆、汧、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以后，魏再徙氐众于关中；在蜀魏争夺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汉。因而至魏晋时，氐人除原在武都、阴平（原广汉郡属县，三国改置郡）二郡以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其中最著名的如晋略阳氐蒲（苻）氏、吕氏，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
3.陇南“蛮坟”与四川什邡“蛮坟”与氐族丧葬遗存
四川什邡的林泉先生在《“蛮坟”之迷》一文中说,什邡市湔底、龙居一带,大约有一二百座被当地人称为“蛮坟”的古墓葬,特别是龙居镇宝山村境即有百座,最多一处聚有十二座,最大两座在代家院子。曾经有人入墓葬穴,躬腰可入第一室,中隔石门,牢不可开。据了解,此地土著,多为党、黄二姓,追叩其祖藉,也称系明末清初移民入川,人们背地里多称呼他们为“蛮家”。这里的人家,过去祀奉的祖先像,均为头挽螺髫（tiáo，形声。从髟，biāo,召声,髟：头发下垂的样子。本义: 古时候小孩前额下垂的头发。）,绝非一般满汉服饰。
有人考查所谓“蛮坟”,是否与羌氐少数民族先民有关?因为一方面,此地区古称湔底,按《汉书·地理志》的说法: 湔水为古水名，“源出绵(今汶川境)玉垒山，东南至江阳(今泸州市)入江,”什邡西山的章水、洛水均发源于此。下汇金堂峡,是石亭江正流。则湔水和石亭江均是沱江的主源,什邡湔底乡名的沿习,一是因湔水流此,又因山居羌氐民族曾在山区居住过；又有人说这氐字又指湔底水低处的先民。东、西晋、十六国兴盛时期,什邡一带有武都国,阴平国等建置,都与氐族疆域有关。什邡和茂汶羌族自治县接壤,《说文解字》解:“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氐字古人以为羝,即公羊之义。又由于羌人居于河谷地带，也被称为氐。《西南夷列传》称:“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为大,皆氐类也”,“什邡古蜀,缴近冉駹也”,这一切,说明什邡地区之有所谓“蛮坟”是不为怪的。这些坟墓,是否也类似于茂汶石棺葬的遗迹。按《通典》载氐族风俗“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和西山农户神像类似,因而对这批“蛮坟”,尚待开掘乃知其究竟。
林泉先生的观点其实很明确，什邡一带的所谓“蛮坟”，就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坟墓。事实上，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白马人的分布情况说得已很清楚了，至少，目前还没有别的、更有力的证据来推翻他的结论。
我在进行陇南历史文化田野调查时，听陇南青年作家赵玉虎说，他家武都区洛塘镇铧厂一带也曾有大量的“蛮坟”遗存。坟墓呈穹窿形，墓葬里出土有陶质罐、盆等器物，当地人用那些器物盛装剩饭，夏天竟然两三天不酸不馊，农村蚊蝇多，但蚊蝇却从不敢靠近这些器物，到了夜晚，这些器物会发出银灰色的光泽来，煞是好看。
笔者小时候曾在武都下山区生活过多年，对武都“蛮坟”虽曾有耳闻，但未能亲见。赵的口述不意间与林泉先生所说的什邡湔底、龙居《“蛮坟”之迷》一文形成了呼应，也更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对白马人分布情况的客观记述。
4.白马氐的得名问题
关于白马氐的得名问题，至今仍莫衷一是。《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仇池城》说，“仇池山上有池百顷，池左右悉白马氐，惟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则冈阜低昂，泉源交灌，煮土盐，居人盖以万数。”《三秦记辑注》引此条，注曰：氐人为中国古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汉代氐人主要居住在今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西北部。氐人支系众多，其中以白马氐最为强大，白马氐因白马水而得名，居于仇池山一带，据险以自固。《舆地名胜志》卷九引《三秦记》云：“仇池山，有池百顷，战国时为白马氐之处。”此与《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引《三秦记》文相近。（《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P87-90）
笔者赞同“白马氐因白马水而得名”这一说法。
5.陇南氐族的消逝与藏化
经过十六国、南北朝的政权大解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东汉末年直到北周，在陇南先后建立的几个氐族政权早已不复存在，陇南与川西北的氐族也大部分已融合于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了。
（1）陇南氐族的消逝。由于战争因素，各个政权之间大量掠夺陇南人口，氐人的大量外徙与汉人的逐渐流入，是陇南氐族人口急剧减少乃至“消逝”的主要原因。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武都郡，迫使氐人外流；到三国时，曹魏数次徙氐人于关中，乃至前、后秦时，亦再三徙氐人出武都，这样的多次移民，无疑会减少武都氐人的数量。与此同时，中原各朝都派军队、官吏等坐镇氐族地区，加之工匠，商人以及流民源源不断的流入，使汉人或其他民族成分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在氐民外徙、汉人迁来的背景下，由于氐人与汉人通婚，接受汉族文化，这就为广大氐民与汉人的融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由于接近汉人的原因，氐族的社会发展，及接受汉化的程度，比起当时的羌族来说，都要显得高出许多。如马长寿先生在《氐与羌》一书中所讲的，两汉时期，除去迁入内地的羌人以外，处于边地的羌人还多保留着部落组织或部落联盟的形式，其种姓或部落名称有：先零羌、封养羌、牢姐羌、罕羌、圱（qiān）羌、且冻羌、沈氐羌、虔人羌、巩唐羌、彡（sān）姐羌，烧当羌、当煎羌、烧何羌、卑湳羌、勒姐羌、钟羌、当阗羌等。及至魏晋十六国，仍有勾荳羌、输报羌、邓若羌、卑和羌、集木且羌、烧当羌、弥姐羌等。上述羌族名称，大部分都是羌族种姓或部落的称号。而当时氐族，如武都氐、南氐、白水氐、沮水氐、南秦氐、清水氐、安夷氐、武兴氐、沙氐等。多是在族名前加地名，以示某地之某族，这与羌人的以种姓、或以部落称号，以血缘为纽带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
正是由于氐族社会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已步入了以地域联系为主的发展阶段，其中又参杂了不少的汉人及其他民族，加之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到南北朝及至隋时，大部分氐人都已融合到汉人之中了。但是，汉民的渗入、氐族政权的消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氐民族依然存在的历史事实。
隋唐时，在以武都为中心的甘、陕、川三省交界处，仍有氐人活动。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今四川南坪东北)、河池、顺政(今陕西略阳)、义城(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平武、汶山等地，“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唐初修成的《括地志》也曾说，“陇右成州（今陇南市成县）、武州（今陇南市武都区）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史记·西南夷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这些记载说明，隋唐时期，以今甘肃陇南为中心，还居住着大批的氐人，氐族豪帅杨氏仍然盘踞于仇池山上。
唐中晚期修成的《元和郡县图志》“顺政县”条说，“杨君神祠，在县西南二里嘉陵水南。山上即杨难当神也，土人祠之”。
顺政县，唐时属兴州辖，治今陕西略阳。此地在历史上，曾是仇池政权东边的据点和门户，是氐族活动频繁的地区。在北周灭阴平国两百余年后的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年)，尚有以杨难当为神、加以奉祀的“土人”。这一方面反映出仇池杨氏在当地还有影响，另一方面说明，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处，还生活着一些氐人(土人)。《元和郡县图志》“江油县”条亦载，“石门山，在县东一百三里。有石门戍，与氐分界，去仇池城四百余里”。唐代龙州江油县在今四川平武县东南，境内的石门山，彼时犹为“与氐分界”之处，说明唐时仍有氐人在平武一带居住。（杨铭：《氐族史》）
其实，有关“土人”、“土户”的之事，直至清代，乾隆间，吴鹏鷎在《武阶备志》中，仍有记载：“其在阶、文等州者，皆与氐、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蕃名之，不复别其汉种唐种也。五代时衰弱不能为患，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武都夷内附者谓热户，今谓土户者是，与齐民无异。” 但陇南“氐”的民族称谓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行渐远了。
（2）陇南氐族的藏化。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入侵陇南，实行“辫发易服”等政策，最终导致了陇南氐民族的“消亡”与藏民族的形成。
陇南藏民的形成情况，笔者曾在《武都藏民考》中，有过较为详尽的论述。
公元762年至公元866年，陇南的大部分地区，被吐蕃占领了长达100年之久的时间。《宋史》上说，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王韶收复岷、宕二州。是年，王韶招纳沿边蕃部、自洮河以西，至兰（兰州）、洮（洮州）、岷（岷州）、宕（宕昌）、迭（迭部）等州共补蕃官、首领923人；首领给食钱，蕃官给俸禄者472人。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岷州蕃族首领木令征以其城降于秦风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王韶入岷州。10月，宋神宗以王韶收复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并于紫宸殿举行了盛大的庆功筵会，接受群臣朝贺……如此看来，从公元762至公元1073，陇南大多数地方，被吐蕃占领的时间，实际上竟长达311年之久呢！
《新唐书·吐蕃传》说：公元849年（大中三年），从吐蕃势力下收复地区的居民“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天子为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辫易服。因诏差赐四道兵，录有劳者；三州七关地腴衍者，听民垦艺，贷五岁赋。温地委度支榷其盐，以赡边。回道兵能营回者，为给牛种，戍者倍其资馕，再岁一代。商贾往来于边者，关镇毋何留。兵欲垦田，与民同。”由此可见，吐蕃占领唐地之后，占领区的社会基本状况是，当地居民吐蕃化，辫发易服；土地大量荒芜，闲田很多；商业停滞，商品交易衰落。但是，这一时期正是吐蕃融合被占领地区的氐、羌、吐谷浑、党项等少数民族逐渐形成陇南藏族的时期。
6.陇南“白马藏族”的由来
前文已经交代过，藏族是唐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民族”。唐以前没有“藏族”，唐代以后，原陇南的白马氐有的被汉化，有的被吐蕃化，也有部分白马氐人为躲避战乱，移徙到陇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艰难地生存了下来。陇南“白马藏族”的由来却显得非常偶然。
如今，在甘肃文县铁楼乡和四川平武白马人聚居区，广泛流传着一段十分有趣的佳话：据四川平武县白马乡的老劳模尼苏回忆说，1964年10月，她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期间，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代表时，有人向毛主席介绍说，她是四川平武的藏民，当注意到她头上插着鸡翎的白毡帽时，毛主席却爽朗地笑了，说她不是藏族，是氐族。并嘱咐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对这个民族进行很好的研究。
现在，当事人都已作古，对于这段佳话的源头似亦已无考。我们只能了解到，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报纸上登的”，但具体是哪一种报纸，人们又都说不清楚。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在论及“坪武藏人”时，也谈及这件趣事：
在川甘边境，大熊猫的故乡周围，四川平武及甘肃文县境内居住着一种称为“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有几千人。解放前受当地番官、土司、头人的奴役。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该地；尔后，惨遭国民党的屠杀，仅存五百余口，隐族埋名，依附于松潘藏族大部落，和附近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西番”。解放后，1951年原川北行署派民族工作队访问该地，听该地区的上层说，这部分少数民族也是藏人，因此暂定名为藏族。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该族的尼苏同志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问她是哪个民族，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别人代答：“是四川白马藏族。”大型彩色纪录片《光辉的节日》有她两个特写镜头。喜讯传遍了尼苏的故乡，欢欣鼓舞之余，对这个族名却发生了怀疑，因为他们从祖辈传下来的史事和现实情况都说明他们既不同于阿坝州的藏族，又有别于茂汶的羌族。据最近调查，他们自称“贝”。他们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手段上有类似于羌、普米等语的地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比较原始，崇拜日月山川，土坡岩石，而无主神，虽部分地区有喇嘛教的渗透，但不成体系。
从这些事实上不难看到，“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原来究竟是什么民族呢？有些历史学者根据关于这地区的历史记载认为有可能是古代氐族的后裔。但是魏晋之后的史料就缺乏有关这地区氐族的记载，几百年的空白还不易填补。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第1期。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奉单位领导之命主编《陇南地区党史大事记》一书，在陇南地区档案处查阅有关档案时，一份档案材料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那是1980年11月6日,文县铁楼人民公社革委会请示成立白马藏族(氐)自治公社的报告和1980年10月20日文县革命委员会请示武都行署《关于铁楼、博峪两个公社改为藏族人民公社的请示报告》(注：该报告为[文革发(1980)145号])。
铁楼公社的请示报告说：
根据我社藏族的特点和地区的需要，迫切成立区域自治机构，因我社藏族人民有史以来是一个勤劳、勇敢、朴实、有一定智慧的民族。但是生活习惯(焦注：原文误写为“贯”)服饰、语言和草地的藏民完全不同，根据《文县县志》所传“文县西南五十里，是古白马氐地”。五一年四川省川北行政公署组成民族工作检查团，前往南坪、平武、松藩等县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这一带的藏族和别的藏族各方面有所不同，当时根据上层人士的意见暂定为藏族。因为平武白马藏族和南坪下塘地区的藏族和我们的生活习惯、语言、服饰完全相同，逢年过节相互走亲。四川省委近几年来对该地区的藏族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几次来我社进行考察，根据《民族研究杂志》80年第3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孙宏开同志关于“历史上的氐族和甘川地区的白马人”的长篇论文，我社广大藏族人民群众要求省、地、县政府对我社的白马人是藏族还是氐族，很有必要尽快组织人员进行考察确定族属。因为我社白马人在旧社会是与世隔绝的民族，解放前夕处于快要绝种的状态。可惜三十年来连族属都不明，如何能很好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再加之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我社藏族人民公社现在的生活是相当贫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汉族相比是处于落后状态，这是我社藏族人民和藏族地区的最大实际问题。……我社根据藏族地区的特点和实际存在的问题，结合广大藏族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上述两份材料，无一例外地说明，陇南文县的藏族，是1951年“暂定名为藏族”的。又因为文县藏族大多生活在白马峪河畔，当地人俗称其为白马人，加之正如《文县县志》所说，“文县西南五十里，是古白马氐地”，后来又有孙宏开先生关于《历史上的氐族和甘川地区的白马人》的长篇论文，为了有别于“草地藏族”，人们便把甘肃文县白马峪河谷的藏族称之为“白马藏族”了。（参见拙文《白马纪行》及焦红原撰《山水陇南·收藏》，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
其实，严格说，在中国目前确定的56个民族中，有藏族而无“草地藏族”或“白马藏族”之分，尤其是“白马藏族”只不过是人们对甘肃文县白马峪河谷铁楼藏族乡及临近的四川白马乡之白马人的俗称罢了。
四、结语
白马氐是古老的氐民族中人口及族群影响力最为强盛的部族，陇南是白马氐民族的主要发祥地。迄今，白龙江、北峪河、西汉水流域，仍有大量白马氐民族先祖寺洼文化的遗存。史实证明，白马氐人的基本生活区域，是以古代“武都”为中心的，按现在的说法，大抵就是四川北部、甘肃南部（包括武都，文县、成县、徽县、礼县、西和、两当等县）、陕西西部的广大地区。白马氐族人口，汉代仅武都郡就有“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县九。”（见《汉书·地理志》）。从公元296年，氐族首领杨茂搜在今西和仇池山建立第一个氐民族政权，至公元580年，白马氐人先后在陇南山地建立了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4个地方政权。今甘肃文县铁楼藏族乡的“白马藏族”，是白马氐民族的直接后裔。这些白马人虽无文字，但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服饰、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独特的婚丧、宗教信仰。2008年，反映文县白马人宗庙祭祀活动的“池哥昼”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马氐民族历史文化遗存，是陇南人民视若珍宝的历史文化遗产。陇南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正式为中原王朝所辖，迄今两千多年了，但《史记》的记述与白马人的生生不息，却使得陇南的历史文化永远是那样古老而又年轻。
2003年1月21至24日一稿，2008年8月20日二稿，2009年3月17日再改于武都。
主要参考书目：
[1]《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2]《山海经》，九州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
[3]《诗经》，四川辞书出版社，1980年3月第一版。
[4]《说文解字》，中国书店，1989年1月第一版。
[5]《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6]《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7]《后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8]《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9]《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10]《民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
[11]常璩《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8月第一版。
[12]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
[13]杜佑《通典》（上、中、下册），岳麓书社，1995年11月第一版。
[14]李祖桓《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5月第一版。
[15]《三秦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6]《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焦红原，1966年7月生，甘肃武都人，2000年始从事陇南地方史（民俗）文化及白马氐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系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陇南市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陇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撰写并部分发表了《白马纪行》《白马又行》《三访白马》《古羌国拾遗》（民族民俗文化调查系列），《怀抱菩提进西藏：从武都到拉萨》（文化苦旅系列）等作品。发表有《武都藏民考》《白马人的宗教信仰与神灵崇拜》《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残碑辨识及碑文辨析》等学术论文。出版有《山水陇南·收藏》、《山水陇南·诗意》（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12）《陇南文化：西秦岭山地人文历史的视觉性回顾》（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2）等。现任甘肃省陇南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