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来趋势
我不是上帝，可以安排未来。
我不是命运，可以决定未来。
我不是巫师，可以占卜未来。
我不是先知，可以掌控未来。
我不是智者，可以放眼未来。
我不是权力，可以操纵未来。
我不是金钱，可以买卖未来。
我不是杞人，可以忧虑未来。
我不是痴人，可以幻想未来。
我不是匪徒，可以抢劫未来。
我不是混蛋，可以混出未来。
我不是骗子，可以欺哄未来。
我不是赌棍，可以赌博未来。
我不是当今这世界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把世道都看穿看透看死了的聪明人，所以，我无法消费与享受我的未来。
因为，我连我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把握，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可让我放心地死去的未来。
但是，我在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观察白马人这一历史古老，文化独特的族群，从我自己给我自己找的责任和源自心灵深处的冲动出发，我又觉得我应该对白马人的未来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知道，对一种事物进行预测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事后诸葛亮确实太多了。如果说对了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实不足为奇，实亦何奇之有，但说错了就是笑话，就必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甚至还可能成为被人们唾骂的“骗子”，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成为不齿于人群的狗屎堆。
但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是，凡事物都有未来，即使是那些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不怕明日刀架头”的聪明人，那些正在实践着“吃些喝些死了板板薄些”的精灵人，他们的未来也在那里等候着他们，而人们又喜欢谈论未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还对未来抱有无限的希望，也正因如此，这就使事物的未来具有神秘性和不可预知性这二个特点。
作为我这个具体的人而言，在写本书本卷的时候，如果不对白马人与白马文化，特别是朝格文化作一点未来的看法，确实有点于心不安，也于心不忍，因此，略写数语，以安我心。同时，我也作好了挨骂、受诅咒和享受嘲讽等这些待遇的准备。
实际上，尽管我是个孤陋寡闻的人，但仅就我接触到的人而言，对白马人和白马文化的未来表示担心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例如，某正处级别的文化人曾多次对我说道：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的话，我看要不了二十年，白马人和他们的文化就要完全消失了，老曾，你还是搞快点把他们记下来哟，如果记下来了，至少今后还可以从书上查出一些资料。
再如，某位在国际上也非常著名的教授给我说：白马人比大熊猫都还珍贵，曾老师，你要抓紧时间记录和研究他们啊！
我认为，以人类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状态为依据，白马人及白马文化，特别是位踞白马文化灵魂和精神顶峰的朝格文化，其未来趋势与结局，不外乎能从如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1．成为不跳朝格的白马人
这种类型的白马人，语言与服饰全部保存，其他的民俗亦保留大半，例如，能用白马话唱歌，对神灵鬼怪也同样信仰，待人接物等人间礼仪也合符白马的规矩，等等。但是，就是已经不跳朝格了，并且也不太相信朝格了，因为，他们不跳朝格同样也在过日子，一些人甚至还过得很幸福，特别是在物质的占有与享用上更是如此。
这部分白马人包括平武白马路十八寨中的十四寨，火溪沟木座部落的全部四个白马人集中居住的寨子，和文县的大部分寨子与南坪的近半数寨子。
在这里，不妨打个比方，这种类型的人已是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不信印度教的印度人，不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以及不信孔孟之道、不讲忠孝仁义、不知礼义廉耻、不读古书文言，不知戏曲文化等的中国汉族人。
如果出现这种结局，毫无疑问，白马人仍然还是白马人，但却已是没有了传统族群文化核心内容的白马人，是已经失去文化灵魂的白马人。如果不信此说，请看今日中国绝大部分汉族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举止言行、修养道德、文化知识结构等即可知其大端。
2．成为不跳朝格的藏族人
白马人的人文生存环境位于汉藏之间，是一个在两大强势民族聚居分布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弱势族群。
自从唐代初期吐蕃兴起，并于太宗贞观八年（634年）举兵东进至东藏的松潘之后，世居在“氐羌地”的白马先民就不停地被同化被融合进强大的藏族之中，从而成为藏族中的一部分。这一现象，在平武、文县、南坪、松潘的白马人中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众所周知，诚如学者李绍明先生所言，藏族是个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在构成藏族这个“一体”的“多元”之中，源自“氐羌系”的民族是其中的一元，并且还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很多原本属于“氐羌系”的民族已经被融合进藏族之中，从而成为藏族的一部分。
白马人在打猎时要唱《猎歌》，其内容是祈求白马各地缘部落的山神和各血缘部落的猎神来保祐猎人。但是，被白马人念唱的一些山神和猎神已经不在现今白马人的居住区域之内，而是在藏族的居住区内。这些白马人并不是被消灭了或因瘟疫而死绝了，而是被同化、融合成了藏族。
白马人在饮酒时要唱名叫“朝者”的酒歌，其中的一部分唱词是唱述白马的历史和居住范围的四至八道，但是，唱词中的一些地点已经不在现今白马人的居住范围之内，而是在松潘、南坪等地的藏区内。这也同样能说明，原来居住在这些地区的白马人已经融入到藏族之中了。
白马人肯定不是汉族。白马人的居住区域既与松潘藏区、甘南藏区山水相连，在地理上又实属一体，在历史上则同属“氐羌地”。在族源上，白马人属于“氐羌”，与其相邻而居的部分松潘藏族、南坪藏族和甘南舟曲博峪藏族的族源亦多含历史上的“氐羌”成分，因此，白马人与这些藏族无论是在生理血缘上，还是在文化基因上都有一定程度的相同或相似成分。正因如此，在这二者之间，也就必然地或显或隐地具有一种亲和力。尽管因利益的驱动二者之间也要产生一些竞争，有时甚至还是非常激烈的争斗，但究其实质，矛盾与争斗乃至战争，实际上仍是一种相互间的联系或互动。例如，在晚清咸同年间爆发的反清起义中，白马人就主动地与藏族、羌族联合在一起，共同地掀起了反抗清王朝和当地汉人（实指部分少数民族认为是坏人的汉人）的起义。
1950年，因受当时客观存在的政治、军事和技术上的制约，白马人被政府暂时划成藏族，习称白马藏族。这样，因国家的需要，通过政府权力的推动，白马人就成了藏族。经过官方主流的认可后，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外加与部分藏族同属“氐羌”的历史事实与内在的感情与文化联系，现在，一些白马人的服饰打扮已经在自觉地向藏族学习，而心理上的认同感也在日益加强。也就是说，残存在陇蜀交界处深山峡谷中的这部分白马人，如果他们不被融合入汉民族之中，如果他们仍然要保持“少数民族”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身份，如果他们不死守白马的传统文化，那么，这部分白马人就会别无选择，就会象他们历史上的祖先白马氐、仇池杨氏、文龙州蕃部和明清时的部分白马番那样，自愿或不自愿地被融合进与其相邻而居，且人多势众，文化先进的藏民族之中，从而成为藏族中的一员。笔者的这一预测，并非妄言虚语，而是有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
清道光《龙安府志·土司志》载薛氏土知事所辖今虎牙藏族与色尔藏族的前身“木瓜番”与“白草番”时写道：“男妇服色、婚嫁、死丧、风俗，俱与长官司管辖番地同。”但是，从《清实录》、《清史稿》、《皇清职贡图》、《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与《龙安府志》等的记载可知，白马土长官司的驻防地在“阳地隘口”，所领番民是白马番，而在乾隆皇帝发给白马长官司的印信上也刻的是“阳地隘口长官司”。这就说明，当时“木瓜番”的族群文化是与“白马番”相同的。然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作为与“白马番”同类的木瓜番的后裔却融入藏族之中，成为藏族的一部分，名叫虎牙藏族。对传统白马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跳朝格，在现在的虎牙藏族老人中只有零碎的一些记忆，而色尔藏族则已全部忘记了跳朝格这件事。
此外，在南坪的上塘地区，近世以来也有一些白马番被融合进入藏族，在松潘县涪江正源发源处的黄龙寺地区，一些白马人也被融合成藏族了。
一位平武白马乡的乡干部曾给我说：管他是什么民族，只要是少数民族就行。
从历史上早就出现过的事实与现实中一些白马人的言语和行动来作推测，一部分白马人很有可能会演变成真正的藏族人。
如果白马人成了藏族人，也就不会跳朝格了。即使是在祭祀时需要跳神，这些被藏化了的白马人，他们也要跳羌姆，而不会跳朝格。
3．成为不跳朝格的汉族人
如前所述，现在的白马人世居在藏彝走廊的东北部，生存于汉藏两大强势民族之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弱小族群。
在历史上，几千年来，白马人的居住地区被汉文史籍称为是“氐羌地”，因此，世居在“氐羌地”这一人文地理范围内的少数民族就理应是“氐羌”或与“氐羌”关系密切的族群。现列举部分史料以说明“氐羌”与“氐羌地”在历史上的情况。
《诗经·商颂·殷武》载：“西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汉书·地理志》载：“武都地杂氐羌。……民俗略与巴蜀同。”
《后汉书·冉駹夷传》载文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
《华阳国志·蜀志》载：“（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
《隋书·地理志》载：“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顺政、义城、平武、汶山，皆连杂氐羌。”
《元和郡县志》载：“凤州，其地本氐羌所居。”
《元和志》载：“河池县，永嘉之后，设于氐羌。”
《元和志》载：“文州，战国时氐羌据焉。”
《元和志》载：“成州，秦末氐羌又侵据之。”
《武经总要》载：“文州阴平郡，古氐羌之地。”
《武经总要》载：“阶州武都郡，本白马氐之地。”
《武经总要》载：“成州同谷郡，古白马氐所居国。”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文、龙州蕃部，皆氐羌遗种也。”
《宋史·蛮夷列传》载：“冉駹，今汶州蛮、汶山夷地是也。白马氐，在汉为武都郡，今阶州、文州，盖羌类是也。”
《西岷保障图记》载：“松潘之西北为吐蕃，东南杂氐羌，种落既繁，险扼弥固。”
《天下郡国利病书》载：“龙州古氐羌地。”
《天下群国利病书》载：“叠溪古氐羌地。”
《明史·四川土司》载：“松潘古氐羌地。”
《明史·四川土司》载：“天全古氐羌地。”
《明一统志》载：“陕西洮州、岷州、四川龙州、犁州诸处民杂氐羌。”
《四川通志·沿革》载：“（龙安府）禹贡梁州之域，周秦氐羌地。”
《四川通志·边防》载：“康熙二十三年，（龙安府）知府陈于朝<边防说>曰：自彼氐羌，来享我王。今松、茂、威、叠即氐羌也。外此西番即吐蕃也。其先羌属，历秦汉五代俱出没不常。”
《读史方舆纪要》载：“龙安府，周秦时为氐羌地。”
《读史方舆纪要》载：“青川守御千户所……汉刚氐道地。”
道光《龙安府志》载：“石泉，地控氐羌。”
道光《石泉县志·风俗》载：“松、茂、平武、石泉，皆番羌杂处。”
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载：“阶州……三代为白马氐羌地。”
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载：“成县……三代为白马氐羌地。”
光绪《文县志》载：“文番，即氐羌遗种。”
光绪《江油县志》载江油的形势为：“地介氐羌。”
民国《南坪乡土志·沿革》载：“南坪古名羊峒，秦属氐羌。”
就笔者已掌握的材料而言，还可以再抄录一些，为了避免过多重复，故就此打住。这些史料说明，“氐羌”的存在历史非常悠久，历史上“氐羌地”的范围也非常的广袤。但是，曾经在“氐羌地”里生存的一些民族已经消失了，他们一部分融入了藏族，而更多的则被同化成了汉族。
例如，在今甘肃陇南武都这一“白马氐之地”已基本上没有白马氐了，在成县这一“古白马氐所居国”地区，在西固这个“春秋战国时为白马氐羌所居”的地区，也同样没有白马氐了。这些世居在“氐羌地”内的“白马氐”已经被同化成汉族，成为汉族的一部分。
再如，位于川北的今广元、江油、青川等地区，在历史上也属“氐羌地”范围，但现在这里也没有氐人或羌人，他们已被融合成为汉族了。
实际上，在观念上把华夏民族区分为华夷两大部分，并主张“用夏变夷”，将少数民族同化成汉人，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对待少数民族的主流思想观念。而历代帝国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们，为了达到“用夏变夷”这一目的，则采取的是剿杀与抚驭，同化与融合相结合的政策或手段将少数民族“用夏变夷”，使之成为接受、认同汉文化的“新民”、土人或汉人。
历代封建王朝以“用夏变夷”作为社会治理和具体管理少数民族的基本国策，以政权作为同化与融合少数民族的后盾，以权力作为同化少数民族的工具，以儒家伦理作为同化少数民族的思想理论支撑，这些所作所为，在古代氐人的原始居住区（今白马人的世居地）同样体现得非常突出。
光绪《文县志·番俗》载道：“文番即氐羌遗种，昔年赦书乡居多，雍正八年，改土为流，谓为新民，已与汉民无异。”
史料说明，封建统治者是用改土归流的政治手段将白马番变成“新民”的，并且还使这些所谓的“新民”与“汉民无异”。很明显，文县的白马番成为汉族并不属于自然形态的融合，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以政权作为执行力，被强迫同化成汉族的。
民国《南坪乡土志·边防》载：“南坪僻处川边，毗连甘文，四境之内，无处非番。自明至清，屡归屡叛，诛不胜诛，抚不胜抚，……六十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小变，……同治八年，郭元土目杨承思率柴门关十五团番众改土归流，……当克服之后，有绅首葛荣山、马振甲、左凤鸣、汪凤治、叶振家等再三开导杨承思及各寨番长，令其改土归流，齐齿平民，尊君知礼，各安耕凿，欢谕数次，该番等始皆欢悦改归，……然下塘一带番民，至今衰败已甚，马尾山、盐土山一带已无番民，其地皆归汉民耕种纳粮矣。”
史料说明，为了将南坪的白马番同化成汉民，统治阶级在军事上使用了“诛”，在政治上使用了“抚”，在制度上使用了“改土归流”，在文化则利用士绅进行“开导”和“劝谕”，这样，就将南坪很多原本就是白马番居住的地区变成了“无番民”地带，使这些地方“皆归汉民耕种纳粮”，而残存的白马番则“残败已甚”。
在平武，尽管从南宋中期宋宁宗时就开始了由世袭土司对白马番的统治，但仍然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进行了三次改土归流。每一次改土归流，都使白马番的居住地域变小，人口数量减少，并使白马番的一部分成为“新民”或“熟番”。在此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时，国民党平武县政府在政治上完成改土归流之后，还用儒家的理论为依据，将原土长官司辖地改为又新乡，土通判辖地改为新民乡，土知事辖地改为日新乡。可以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将少数民族变成了汉民或“新民”。
一言以蔽之，“用夏变夷”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相沿成习的既定国策。在此情况下，汉民族象滚雪球一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这早已是历史的事实。而一些中华各民族中的兄弟民族则从大到小，从多到少，从占人口的多数人群变成真正的少数民族，这也是历史的事实。在历史的进程中，少数民族（特别是一些人口很少的民族）被融合进汉族或其他强大的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中，这既是历史的事实，也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了的，而事实上这也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在历史上，很多白马番都被融合成汉族了。平武、文县、南坪的不少土著汉族，他们的前身就是白马番人。他们实际上是不说白马话的白马人，不穿白马衣的白马人。如果现在的白马人也被自然地融合成了土著汉族，那么，白马朝格文化也就自然地消失了，因为，平武、文县、南坪、青川、武都等地的土著汉族，他们既不跳朝格，并且还不知道他们的祖先也曾是朝格神的信奉者，还曾是朝格文化的追随者（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说，也就是“粉丝”）。
4．成为专供表演的文艺节目
前辈学者马长寿、赵卫邦、徐中舒、李绍明等依据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后早就明确指出：在唐代之前，世居在陇南与蜀北“氐羌地”的部分氐人，和移居到关中、中原、河西与川西的氐人，已融合进汉族，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唐代初期，吐蕃崛起，历宋至元，生存在陇南地区的一些氐人又渐次融合进藏族，成为藏族的一部分。
据正史与方志的记载，明清时，今白马人被官方与民间称为白马番，而白马番的分布范围则仅有平武（含青川县）、文县（含今九寨沟县南部）、松潘（含今九寨沟县北部）三县之地和甘南武都的局部地区。这些残存的白马番人尽管已退居到深山峡谷之中，江河源头之处，但仍然没有因一再的退避而进入世外桃源，被同化、融合成藏族与汉族的命运仍然无法避免。经过清雍正八年对文县白马番的改土归流，清同治八年与光绪四年对南坪白马番的改土归流，民国二十九年对平武白马番的改土归流，白马番的居住地域已经成为飞地，白马番的族群人数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其存在状态已经“衰败已甚”，白马番的族群文化也同样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其后，因历史潮流的不可避免，白马人汉化、藏化乃至西化的趋势日甚一日，到目前已成随波而流，日新月异的态势。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终结了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从而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全国各族人民也就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大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洪流之中。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白马人恢复了跳朝格，但是，大部分的白马村寨已经不具备跳朝格的基本条件了，更多的白马人已经既不知晓、也不信奉朝格文化了。到九十年代中期时，在外力而不是内生力的推动下，旅游观光业突降于白马地区。于是，原始、古老、神秘、奇异、朦胧、刺激的白马朝格文化，就被专搞旅游业的从业人员相中，就被宣传、鼓吹、包装、打造、改换成白马旅游项目，成为让游客们观察、娱乐、询问、指点和看稀奇、凑热门的舞台表演节目，并且还是主打性节目。这样，白马人信仰了几千年，同时也被完整的保存了几千年的文化活化石跳朝格，在全民经商热潮和市场经济狂飙的席卷之下，就在一瞬之间变成了专供表演赚钱的娱乐文艺性节目。
市场经济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更不会逆转，白马人也是人，也会象全世界、全中国的所有人一样既要发展经济，也要创收赚钱，还要“向钱看”，以过上富裕的消费性质的物质生活。因此，我认为，如果白马人原生态的宗教祭祀性质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朝格文化消失了，作为赚钱工具的表演性质的跳朝格到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存在下去，所不同者，这种跳朝格已经不是真正的原生态的朝格文化，它只是中国当代社会才兴起的旅游文化中的一个节目而已。
5．成为进入博物馆的展品
如果站在地球人的立场，以全人类的眼光来看待人类自己，用文化相对主义论者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各族群所创造的文化，那么，“文化”就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雅俗之辨，好坏之别，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先进与落后乃至反动与革命的区别了。因为，不管什么形态的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而在地球上的生物中属于“人”的这种生物只有一种，并且还是唯一的一种，这就是人。
但是，地球上的“人”，由于所居地理环境的不同，历史演变方向的不同，就造成了进化路径的不同，在这一过程中也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时至今日，一部分人类已进入到了信息时代或曰后现代化时代的路上，大部分的人类尚行进在农业或工业时代的路上，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类还在采集与渔猎的道路上前行。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地球的面貌只会越来越不原始，原始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也终将会被淘汰，因为，这是人类在前行中所留下的足迹证明了的事实。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白马社会的内部尚处在原始社会的晚期，在经济上还处于采集、狩猎、放牧、农耕四业并举的状态。其后，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就一步登天的进入到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如此，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白马人又与世界接轨直接进入到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商业化的物质主义消费性社会，从而成为地球村的显性村民，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被纳入进了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
因此，其性质属于原始文化的白马文化，特别是以求神弄鬼为诉求的朝格文化，在强大的“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面前，无论如何都是既不合时宜，也不入主旋律的文化现象。同样，面对强大的全球化的浪潮，白马文化也仍然缺少继续存在的地理与社会基础，更缺少引领潮流的竞争性。
在此情况下，活着的白马朝格文化，原始而又弱势的白马朝格文化，因在人类行进的途中掉队而被淘汰就成了一种宿命，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为了不让人类创造的文化被人类自己忘却，人类就创造了博物馆这种形式来保存人类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人类保存自己历史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为了保存既原始古老而又独具特色的白马文化，就应该将已经行将消失的白马文化抢救进博物馆。但在目前，这一工作却尚未真正地开展。迄至今日，掌控着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职能部门和责任人还无建立白马博物馆的想法。一些个人则将文献、资料、图片、录像、电影、著述和各种反映白马人生活状况的实物等进行个体性收藏，且大多分散在国内外各地，具体数目亦不详。不但如此，很多有价值的实物与资料已经消失，抢救已无希望，回天已无力量。
如果以目前的现状来对白马文化的未来结局进行推测，将白马文化（特别是朝格文化）放进博物馆进行保存，其愿景实属前景暗淡，希望渺茫，形势不妙。如果此时蓦然回首，猛然醒悟，立即动手，紧急刹车，采取措施，那么，“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6．成为被记入书本的朝格
白马人是一支山地森林民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夏耘冬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其生存状态，同时还是一支只有日常生活，只有口头传说，没有“他者”们所说的“历史”，也没有“他者”们所说的“时间”的古老而又原始的族群。如果按照一些人类学家的说法，白马人就是只有生活，只有现实，没有历史，也没有时间的人群。
自从明代开始将白马人的先民称为“白马番”以来，自明至清延自民国，由汉人这一“他者”记录与描述的关于“白马番”和与其相关的土司、军事、政治、舆地、山川、风俗等方面资料的总数也仅五千字左右而已。
为了厘清白马人的真相，明白白马人到底是什么民族，冉光荣、周锡银、王家祐、孙宏开这四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奉命于1978年深入白马地区作了调查研究，形成了五万字左右的文字材料，首开对当代白马人进行田野调查之先河。在此基础上，国家召开了二次论证白马人族属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样，久藏深山人未识的白马人也就天下闻名了。一时之间，白马人还成了被人们关注的热点。
其后，从事新闻、旅游、摄影、电视、电影、文学、音乐、舞蹈等方面的工作者们，就闻风而至，站在不同角度，各取所需地对白马人进行了关注。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毕业论文，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也对白马人进行了调查。不仅如此，一些大学老师，研究院所的学者们为了完成科研课题任务，也对白马人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包括学者在内的一些外国人亦对白马人进行了调查研究。
毋庸置疑，这些人士对提高白马人的知名度，对抢救保存白马文化，也确实脚踏实地的作了很多工作，实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保护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来看待白马文化，站在白马文化已经是濒临消亡且属急需保护、抢救的文化这一角度来审视白马文化，那么，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工作就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了。
在本书中笔者已多次言及，白马人是一支连毛泽东也不认识其族别的民族，费孝通先生则认为“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有些历史学者根据关于这地区的历史记载认为有可能是古代氐族的后裔”，而更多的历史学、民族学的学者们则提出了白马人是氐族、藏族、羌族、格萨尔王后裔等不同的学术观点。可见，白马人确实是一支文化独特，族源复杂，问题很多，学术价值极大的族群。鉴于此，笔者认为，对白马人这样一支历史悠久，风俗独特，文化积淀深厚，内部情况复杂，同时，连学识渊博的领袖也不认识，学者们且又仁智互见，争论不休的特殊族群，不论是政府还是学者个人，都应该主动积极地对之进行保护。极而言之，都应该赶在原生态的白马文化在消失之前将其用文字等形式记录在册，使之不致因消亡而无案可查。令人遗憾的是，在白马文化中的原生态文化已经消失大半的危局面前，立即将白马文化作一全面的记录，这项工作不但没有列入政府的计划之中，而形形色色身负重任的各种的文化人等也没有做这项工作，即使是与白马人近在咫尺的绵阳市各大学他们也不研究白马人。他们对白马人采取的是空喊抢救的口号，对已经奄奄一息的白马传统文化则持见死不救，自生自灭的态度。
鉴于至今尚未对文化学术价值很大而又濒临消亡的白马文化作出较为全面的记录，而目前的状况是，平武、文县、南坪的地方权势人物们他们对濒危的白马文化采取的是临危不惧的态度，地方上的一些体制内的文人学士们对濒危的白马文化采取的是俗话所言之“死了，死了，死了就算了，死了还比活的好”这样的态度，而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们对白马文化则采取的是各取所需，拿了就走，只图完成课题任务的态度，因此之故，笔者就不请自来，无事找事，甘作忧天的杞人。
我正在书写的这部《白马文化》，就是企图对由白马人创造而又独特的白马文化，作一较为全面的记录。如果问我能否写完或何时写完，对此，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能写完这本《白马文化》并且还能印刷成书，我相信，即使白马人被同化或融合成藏族或汉族了，白马的原生态文化也能通过此书的记录而保存下一部分。如是，则吾愿足也，即死亦瞑目矣！
7．成为鬼面子类型的朝格
在本书前面的有关章节中，笔者已经指出：文县地区的白马人因改土归流较早，汉化程度较深，族群人口相对较少，而居住又很分散，且处于人多势众的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保存族群文化的人文环境远较平武与南坪为劣。但是，文县白马人却并未完全汉化，族群文化也多有保留，更为令人惊叹的是文县白马人还将白马文化的核心内容跳朝格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并且还与时俱进，给古老的朝格文化增加了新的且为平武与南坪所无的内容（如二个美女神、三个丑角等）。应该说，这确实是白马朝格文化流传史上的一个奇迹。
从文县白马人的客观存在和对朝格文化的保存现状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活在强大的人多势众的汉族包围圈中的白马人并不一定都会被同化成汉族，被包容性很强同化力也很强的汉文化所包围的白马文化也未必就会被汉文化全部同化。
在这里，笔者不妨作出如下的推测或希望：
如果文县的白马人仍然能够象他们的先辈白马氐与白马番那样，面对强势的汉文化，用以不变应万变或随机应变的方式，固守住自己的族群文化，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而保存了传统的白马氐文化。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县白马人如果又与时俱进，以改革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西方化和全球化这一时代潮流对白马文化的冲击，如此，文县的白马文化也就能够或多或少地被保留下来，至少，也不会将历史上的“氐羌”族团之根，和白马文化之魂完全丢掉。
如果平武白马人也能象文县白马同胞那样在整体上既具有文化自觉性，而同时族群内部的众多精英们除去对权力的追求和金钱的爱好之外，对本族群的文化也格外的喜好，既不轻意地学习汉民族的劣质文化，也不随意地模仿西方文化中的非精华部分，并且还与时俱进，绝不顽冥不灵，故步自封，我相信，作为历史上氐羌遗裔的白马人，在面对已经改变了的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已经信息化了的人文社会环境时，也仍然不会被全部融合成汉族，古老而原始，独特而神秘的白马文化也会或多或少地被保留下来。
如果南坪的白马人仍象他们的先辈白马番那样保持敢于抗争的传统，保持不被相邻而居的强势民族同化或融合的传统，并且还向优秀的他民族学习，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将他民族优秀的事物拿来为己所用，既丰富了白马文化，更丰富了白马文化中的面具文化，我相信，南坪白马人也同样不会被与其相邻而居的两大强势民族同化或融合，南坪的白马文化也同样会被保存下来，而且还会大放异彩。
我认为，如果平武、南坪、文县的全体白马人都能象文县铁楼寨班家四山的白马人那样，同而不化，化而不散，散而有魂，也就是“形散而神不散”，那么，作为“氐羌遗种”的白马人就能继续地存在下去，作为活着的白马文化也能保留下去，作为白马文化中核心部分的朝格面具文化也就同样能够保留下去。
如果问我：什么才是白马文化未来的理想状态？我的回答是：文县白马人的白马文化就是理想状态。因为，文县白马人的白马文化是活着的白马文化，是生活中的白马文化，这种类型的白马文化既没有对历史潮流进行抗拒，也没有对时代变迁进行回避，还没有对白马文化进行异化，更没有对白马文化采取主动放弃的态度，同时，也不是那种死而复生的重建性质的白马文化，而是一种本土的、草根的、传统的、延续的、与时俱进的、没有丢掉白马灵魂的白马文化。
在这里，不妨再多说一句表面无涉而实际上有关联的话。我认为，对传统的国粹京剧，只要不丢掉京胡，不丢掉锣鼓，不丢掉西皮二黄，不丢掉生旦净末丑，不丢掉手眼身法步，那么，即使是与时俱进地将钢琴与提琴等加入，将西装领带加入，将杂技藏戏加入，乃至将少数民族歌曲与流行歌曲加入，都是可以的。因为，京剧的魂还在，京剧的骨架还在。如果不这样改行吗？答曰：不行。何以见得？答曰：在能够给传统文化带来灭顶之灾的西化潮流和全球化狂飙面前，谁能力挽狂澜？谁又有力量顶得住？因此，与其“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如“似曾相识燕归来”，与其被滔天的巨浪淹死，不如顺潮踏浪而前行，只有这样文化的种子才能得到保全。窃以为，对古老的白马人，对原始的白马文化，对白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朝格文化，当作如是观。
8．成为被历史淘汰的事物
对白马人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精华部分的朝格文化，如果普通的白马人仍然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不放，如果白马人中的精英们仍然没有文化自觉甚至还是连自己也不爱惜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果掌控着巨大权力和资源的当今当地的地方权势对白马传统文化仍然采取临危不惧，放任自流与自生自灭的态度，如果政府部门中专门从事文化工作且有官阶官位的官员和有职称与职责的工作人员们对白马文化仍然持漠不关心乃至冷漠或根本就瞧不起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如果作为“社会的良心”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们对白马传统文化仍然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和只图完成课题任务的作法，如果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对白马传统文化仍然采取高喊“应该抢救保护”但又无具体行动的作秀姿态，如果一些市民、工人、农民乃至干部仍然视白马人为“蛮夷”视白马传统文化为“落后的东西”或“封资修的黑货”，如果一些逐利的商人们仍然把古老的白马文化当成可以赚钱的工具，等等，那么，历史悠久，特色独具的白马“氐羌”文化就死定了，就在劫难逃了，就气数已定了，就必死无疑了，就会必然成为被历史淘汰之物。
如果白马传统文化出现了这种结局，毫无疑问，这是对现实的讽刺，是对这个时代的讽刺，是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讽刺，更是对历史的讽刺，当然，毫无疑问也是历史的悲剧，更是历史对人的讽刺。
在人类的历史上，由于人类的过度聪明（曾按：我自忖不是反智人士），很多事物都在人类的眼前自生自灭，自然消失，乃至被人类自己亲手消灭了，这样的事情是数不胜数的。
在人类的历史上，由于人类的聪明过度，被人类自己亲手毁掉的事物特别是属于真善美的美好事物更是不胜枚举的。
仅就人类自身而言，外国的姑且不说，在中国历史上，西周时的淮夷、百越、鬼方、猃狁、西戎、犬戎、肃慎和蜀、庸、羌、髳、微、卢、彭、僕等众多的与周族共同地创造了华夏文明的少数民族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史料，留下的只有后人的遗憾。
春秋时，西戎、冀戎、邽戎、陆浑戎、北戎、山戎、白狄、赤狄和荆楚群蛮等少数民族都消失了，他们给后人留下的还是遗憾。
战国时，匈奴、楼烦、林胡、东胡、氵岁貉、夜郎等少数民族也都消失了，他们给后人留下的仍是遗憾。
在其后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曾经雄据大漠南北的匈奴消失了，柔然消失了，突厥消失了，吐谷浑消失了，党项消失了、契丹消失了。这样的名单，还可列出一长串。名单越多，遗憾越深，心里就更沉重。
很多学者都认为，白马人是古代氐人的遗裔。例如，中国社科院的知名学者孙宏开先生在《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一文中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白马人不是藏族。……白马人就是历史上一支氐族的后裔，而最大的可能是白马氐的后裔。”（文见《民族研究》1980年3期，第33页至43页）
在中国历史上，氐族不但历史特别悠久（此有《诗经·商颂·殷武》为证），而且还与匈奴、鲜卑、羯和羌并列齐名，从而史称为“五胡”。历史上的氐人还曾由略阳清水氐符坚建立了强大的前秦政权，差一点就统一了全中国，并留下了“投鞭断流”这一气吞八荒，势壮山河，雄心万丈的历史典故。不但如此，氐人吕光还曾在河西姑臧（今甘肃省河西武威市）建立后凉政权，辖有西北与西域的大片领土。留守在陇蜀故地的氐人，则先后建立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这五个氐人民族政权，历时达380年之久。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氐人和所建立的政权，为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作出了应有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认为，在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化的时代，已经进入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时代，在以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为特点的中华文明内，而现在的这一代中国人又自许为是最聪明、最能干、最开放、也最有眼光的中国人，因此，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眼睁睁地看着古代氐人遗裔今白马人的民族传统文化消失的。如果消失了，我也无话可说。
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以这样的句子结束全文：“秦人不睱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如此看来，不吸取教训，不断重复地犯同一错误，这是聪明绝顶的人类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人性的特点。
但另一方面的事实却是，人类从“人猿相揖别”开始，之所以能进化到今天，原因只有一条，这就是人类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
9．成为被流落他乡的文物
对一些中国人只顾眼前利益，只会算计个人得失，对祖宗所遗之物事毫不关心，任其变卖，任其流落海外的现象，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曾痛心疾首地著文予以抨击。但是，君骂且由君骂，我行我素而已，中华文物因败家子们的喜欢败家而流失海外的结局仍未得到改变，且于今尤甚。
对聪明绝顶，长于算计而又愚蠢至极，目光短浅的王道士（王圆籙）将珍贵异常的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卖给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英国人华尔纳等，但当时的中国各级政府却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从而造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这一令人扼腕叹息的国耻现象，对此，伟大的国学家、史学家陈寅恪曾著文对之评判与哀叹，并称之为是伤心史。
但是，不少国人只关注眼前的功利，对祖先留下的文物保护不力的现象仍然一如其旧，让陈寅恪、鲁迅、张伯驹、徐悲鸿等大声疾呼要保护祖国文物的先贤们虽死而心尤不安。
据一些专家学者统计，仅近世以来，流落到海外的中华珍贵文物，其数量达500万至1000万种之多。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在白马人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解体，自然生存环境已经全非，白马文化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传统的白马文化已经濒临消亡而急需抢救与保护的当下，一些白马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物已经流落他乡，已经流入到海外去了。
例如，据末代白马土长官司王信夫说：白马土长官司的一件文物，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就被当时平武县政府的一位干部拿去了。
又如，本世纪初，曾经悬挂在白马土长官司官衙大门柱上的一副木刻对联中的一联（由原土司亲笔所书），已被平武县某高官于不知不觉间就弄出平武县了。
再如，一些日本人、美国人等外国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就把白马人的一些他们看中的东西买走了。
又再如，早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一些外地来的人（多为外表象走乡窜寨的小商贩），就用塑料制品等把白马人的祖传之物换走了。书写至此，我想起了当年的欧洲殖民者曾用玻璃珠等物换取非州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南太平洋地区土著人东西的历史掌故。
我再也不愿举例了，举了也没用，我很无奈，我同样也很无助，因为，敦煌王道士的繁殖能力太强了，王道士的儿孙们确实太多了，王道士后代们的繁殖能力真的象《列子·汤问》中的愚公那样：“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象左丘明、司马迁、曹雪芹、鲁迅、陈寅恪、张伯驹等这样的文化伟人，不但子孙不蕃，而且文化基因的传承能力也太弱，时至今日，其文化基因无传人久矣，已经快要绝种了啊。
目前的现状是，在国内至今还没有一个专事收藏白马文物、保存白马文化的博物馆或机构（例如，在茂县等就有“羌族博物馆”之设），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其后果还是可以设想得到的。
10．成为被后人诅咒的对象
如果作为氐羌遗裔的白马人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被最后融合成了汉族，源远流长的白马传统文化也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消失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就会成为被后代诅咒的罪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笔者的杞人之忧，而是有历史事实作依据的历史。现仅举数例以证其实。
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因为破坏文明，灭绝文化，焚书坑儒，而成了被后人诅咒的对象（当然，也有人赞扬秦始皇，并公开声称秦始皇把书焚少了，把儒生杀少了）。
被赞为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因为把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用来给自己殉葬，使“天下第一行书”失传，至今仍被人们诅咒。
被捧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灭了党项羌建立的西夏，攻占了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之后，还彻底地毁灭了西夏的文化，至今仍是被人们诅咒的对象。
被称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因为大搞文字狱毁灭文化，至今仍被人们诅咒。
被当代人赞誉为是“进步思想家，爱国主义者”的清代著名文人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客司主事、宗人府主事等京官）的孙子，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引领英法联军火烧被称为是“万园之园”的国宝圆明园，至今仍在被人们诅咒，并且还连累了他的爷爷龚自珍。
至于发生在“新时代”的焚书坑儒和专革文化命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也同样在被中国人诅咒，并且还将永远的诅咒下去，并将其罪行载入人类的野蛮史和人类的丑恶史之中。
阿富汗的“塔利班”，因为炸毁了属于全人类的“人类文化遗产巴米杨大佛”，因此而遭到联合国和全世界的谴责。
一言以蔽之，我是不愿意看见，不希望出现，中国源远流长的古老氐羌文化，独具特色的白马传统文化消失。我只希望，这种文化成为多元一体格局的伟大的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
如果与古代的氐羌文化一脉相承的传统的白马文化果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面前消失了，就让后代诅咒我们吧。但是，“君骂且由君骂，我行我素而已”，因为，现在的这一代中国人中的很多人，是除了信仰“金钱”之外什么也不信的中国人，“是那怕我死之后洪水滔天”的中国人，是已经物质主义了的中国人，是已经被消费文化浸沧透了的中国人，是信仰享乐主义的中国人，但我整日面对的却正是这样的一些中国人。
面对着这些人，我除了自珍自爱，别无他法，为了不让他们把我融合，把我同化掉，我只能抓紧时间搞调查与搞研究，我只能在漫漫的无尽头的长路上独自地探索，孤寂地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