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报恩寺是什么？
（一）可谓多余的话
报恩寺是什么？王玺何许人也？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一分为二的，又是合二而一的。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实际上，这是两个原本就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但是，却又是两个被现在的人制造、搅裹与忽悠出来的“问题”，因此，是伪问题，是假问题，是无事生非者制造出来的问题。
其始作俑者，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中国的外省人，更不是对王玺和报恩心怀叵测之人，他们就是平武人自己，是不知道报恩寺历史的平武人，其人数，屈指一数，也就是那么仅仅几个人而已。
自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王玺“荣奉”白马土司世职并于其后修造了报恩寺，在长达五百余年（1440年—1962年）的时空内，在王玺的家乡报恩寺的所在地平武，并没有人对“报恩寺是什么”与“王玺是何许人”这“两个问题”产生疑问。既然没有疑问，自然也就更不会产生出答案了。因为，五百余年来，报恩寺一直就不声不响地屹立在平武城中，并且还香火旺盛。报恩寺修建者王玺的后代儿孙们，他们不仅人多力量大，并且还一直就生活在平武的城乡各地。更为重要的是，报恩寺自建成之后，一直都是王氏白马土司的宗族家庙。与此同时，能够决定“报恩寺是什么”和“王玺是什么人”的原始档案史料，五百余年来，也全部完好无损的公开地放在报恩寺中，任由人们随意地进行阅读。再者，像《明史》、《四川通志》、《龙安府志》与《三槐堂王氏宗谱》等能够证明报恩寺是什么与王玺是什么人的书籍或史料，同样也并不难找，实际上是四处皆有。
也正因为如此，在平武地区，五百余年来也就并没有产生报恩寺与王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历史与现实的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所以，在最近这五十年来，就必然地要随意的否认既往的历史，并重新编造“新的历史”，在平武就要产生“王玺是什么人，报恩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天道与天理，也就应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认真地回答“王玺是何人，报恩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人类的智者法国人罗曼·罗兰有如下一句至理名言：“凡是大艺术家，他在深入海底的旅行中带回来的奇珍异果，必须经过相当的时间，人们才能领会，才能赏识、才能享用。”
我认为，就其性质而言，王玺原本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不世出的大艺术家，报恩寺本身就是由王玺独自创建的且独具特色的一座艺术宫殿。否则，任你权力再大，金钱再多，如果没有文化，不懂艺术，不知美丑，就是把报恩寺建成了，也只会是一个丑陋粗俗的建筑物，她绝不会就是现在这个模样，这个水平，这个质量的的报恩寺。
根据报恩寺中的原始档案史料：在明朝当时，时人就认为，王玺就已经是个“建莫大之功，著不朽之迹”的“非常之人”，是个“能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之迹，昭著乎天地之间”的“非常之人”。而报恩寺则是“万古千秋作壮观”的一方名胜，和一处让各地信徒都来朝拜的“朝贺重地”。
在早就已经成为古代的清朝时，当时的人就说报恩寺：“殿宇佛像，甲于天下，凡远近之人而观瞻者，莫不叹观止焉。”
这就说明，古代的人，他们还是能够理解王玺的，也还是能够看得懂报恩寺的。
正如前述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象王玺这样的“非常之人”，要让“颛蒙”的芸芸众生去理解他，可以说，其难度是很大的。象报恩寺这种高端顶级的艺术宫殿，要让自以为是的下里巴人们“会领会”、“能欣赏”、“能享用”，同样也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作为建筑实体艺术的报恩寺，和作为语言文学艺术的《红楼梦》，这二者之间非常相似。因为她们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宫殿，所以，她们的命运也几近雷同。
真正的思想家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论说道：“《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不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我认为，报恩寺与王玺的命运，和《红楼梦》与曹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相似，乃至相同的。
曹雪芹言说他用心血著成的《红楼梦》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那么，近六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谁又能解报恩寺的其中味呢？谁又能通过报恩寺而能懂得王玺的心呢？即使是自认为懂了，试问，是真懂？还是假懂？还是不懂装懂？还是硬撑着自己来不懂装懂？抑或是穿着“皇帝的新衣”来不懂装懂？
下面，就是与尊敬的王玺时距近六百年之久的我曾某人，对报恩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体味或回答。易言之，下面的回答，就是我眼中的报恩寺，也是我心中的报恩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