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巴色；原始宗教；朵玛班丹；图纹；演变

  一、巴色法器溯源

1.巴色简介

巴色是平武白马道士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法器之一，是一条用来给鬼神印制面偶祭品的六面体或八面体长条木棍模具（一般长有50厘米左右，宽2.5厘米，厚4厘米）。白马人将巴色印制的面偶称作“朵玛”，以前是用糌粑加蜂蜜印制，现在白马地区多用灰面和玉米面来印制。巴色上刻有各种动植物、人物图纹，以及各种抽象符号，与藏区苯教法师使用的朵玛班丹(朵玛班丹有两面、四面、六面、八面多种形式，常刻有各种姿态的吉祥人物、吉祥八宝、五妙欲、各类鸟、鱼虫走兽、瓜果五谷、日月星辰及刀箭佛塔等吉祥图纹。)①极为相似。白马道士在祭祀时除了用巴色印制朵玛祭品，念藏文经文，使用多种法器，信奉以自然崇拜为对象的原始宗教等都呈现出与早期苯教的千丝万缕联系。巴色与朵玛之间的渊源关系还可以从巴色印制的面偶也叫朵玛可见一般，因此，笔者认为，要了解巴色就应先了解下藏区的朵玛班丹。

2.白马人的宗教信仰与苯教的联系

白马人尊崇的是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爱祭山神，最敬重的就是位于平武白马乡的“白马老爷”神山（白马话叫做“叶西那莫”）。白马人信奉的原始宗教与藏传佛教严密的信仰体系和仪式仪规完全不同，但却与藏区原始的苯教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苯教是西藏古代时期盛行的本土宗教，属于多神崇拜，土地、日月星辰、山川万物、神、人、魔等都是苯教尊崇的对象。白马人的宗教在神系、仪式、经咒以及所使用法器上都表现出受到苯教影响的痕迹。

这种影响，最早可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唐蕃交战，吐蕃政权势力已经延伸到今松潘县和九寨沟县一部分，后来在该地区建立起大大小小的苯教寺院。至今阿坝州的若尔盖县、松潘县、九寨沟县仍保存着几座苯教寺庙。吐蕃政权虽然后来土蹦瓦解，但苯教却在安多、嘉绒藏区获得更大发展，因此苯教思想也最终传播到临近的白马地区。在今九寨沟县下塘马家乡就流传着这样一首古歌：

土地高神得了病，

阿拉鲁唱鲁歌，

土地高神没好转；

桑吉切来跳神，

土地高神病未好；

臃肿苯来念经，

土地高神病痊愈。

这说明被当地白马人尊崇的土地神因为得到臃仲苯来为他念经才把病治好，也间接反映出苯教在当地白马人心中的地位。由此可以推断，当苯教传播到白马地区后，作为苯教法师的重要法器朵玛班丹也自然而然传到了白马藏区。苯教的多玛班丹顺利传入这些藏文化的边缘地带，并被长期传承下去，实用性与字教精神的相通性和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的宗教精神的同一性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基础 。

3.朵玛班丹与巴色的传承关系

藏区朵玛班丹的起源据说与莲花生大师有着直接关联。早期的苯教势力非常强大,在祭祀时常把活人活畜当祭品，甚至一次性宰杀几千头牛羊，对当时的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反对这种祭祀活动，莲花生大师便想出用糌粑制成的面偶来替代祭祀，于是产生了朵玛。还有一说是苯教祖师辛饶米沃统一原始苯教后，“反对杀牲血祭，甚至用活人祭祀等恶习，他用生灵的摹仿物来代替，创造了用糌粑、酥油捏塑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朵玛贡品。”②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更加简便易于携带的朵玛印制模具——朵玛班丹。

就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巴色图样与朵玛班丹图样相比较而言，二者既有相同、相似部分，又有部分图纹是巴色独有的。相同、相似之处有：二者都刻有大量的动物形象，如牛、羊、马等等，以及人物、工具。不同之处有：一是朵玛班丹上有些图纹巴色没有，如吉祥八宝、五妙欲、佛塔、宫殿等；二是巴色上面有的图纹朵玛班丹没有，如树木、驮着植物的动物、以及特征鲜明的鸡图案。从以上图案的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图样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文化背景紧密连系。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朵玛班丹主要是反映藏传佛教或受其影响的局苯的宗教象征标志物，因此朵玛上出现许多佛教图纹。而白马地区未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因此巴色上也没有这些图纹出现。而与白马人宗教和习俗密切关联的鸡的图纹在巴色上多次出现。

4.“巴色”与“色巴”辨析

叶玉林在《铁杆银钩、放笔直干--藏族木雕美》一文中专门谈到苯教贡品模具“色巴”，“‘色巴’系四面刻有图案的方形木棒，把和好的糌粑面压上模子内，就可以印出各种贡品：各种人物、动物、花草树木等。”另外又谈到“‘多玛班登’(即朵玛班丹）系密宗仪轨使用的一种祭器。是六面雕有系列图案的菱形木棍。”由此可以明了“色巴”应是苯教早期的一种贡品模具。白马藏区的“巴色”应是在继承苯教“色巴”基础上发展形成，其名称“巴色”很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对“色巴”误读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所见到的朵玛班丹为什么会有大量藏传佛教的图像符号，甚至连图像的造型都受到唐卡、壁画的影响，而“巴色”却没有受到这种影响，可以说“巴色”最大可能的保留了原始本教法器“色巴”模具的原形。

5.巴色与“达巴”法棍比较分析

达巴法棍是川滇交界的摩梭地区达巴巫师使用的法器，也是当苯教进入摩挲地区后，所带去的朵玛班丹演变而成，与白马地区巴色法器的形成有着相似之处。这种朵玛班丹的演变版本在藏彝走廊地带受苯教文化影响的一些其他民族中也同样存在。如普米族巫师“汗归”手中的神鬼棒（刻有各种神鬼图纹的短木棒）也是如此。

达巴法棍与巴色法器上都刻有各种动物、鸟类、几何图纹等符号，不过达巴教受苯教和藏传佛教影响更多，因此，法棍上还包括苯教和藏传佛教的一些图纹。摩梭地区现在都还有喇嘛庙和苯教寺庙，它们与达巴教和睦相处，形成摩梭地区多样化的宗教信仰现象。而在整个白马藏区没有一座寺庙，白马人既不信仰藏传佛教也不信仰其他宗教，白马人保持着更单一、更纯粹的原始宗教信仰，但摩挲人的原始宗教达巴教和白马人信仰的原始宗教具有相通性，都是尊崇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

藏彝走廊的民族由于居住环境的相似性，类似的经济生活状态，大体相同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宗教观念和大范围迁徙的相同经历，这些因素在形成他们的文化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民族的文化又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选择融合周边民族的文化并发生演变，一些文化因素逐渐消亡，另一些已被该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现状融为一体的文化因素，则又不断发展丰富，并能持续流传下来。

二、巴色的宗教功能

1.图像内容解析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巴色在图纹的排列上区别于常见的朵玛班丹和达巴法棍的排列方式，而是运用了藏文文章体来排列，充分使用了藏文的标点符号。巴色第一排开头就是一个“蛇形垂符”，（这个符号往往用于藏文文章的开头处），接着是两个“双垂符”（用于文章章节末尾），“双垂符”中间是一个“云头符”（用于书题或篇首），然后是一个藏文，白马道士读做“戈斗”（音译）（意思是本地山神）。在一排排图纹中有时会出现一个“单垂符”（在文章中用于短句或句终），在巴色上表明这是一小组有某种关联的图纹，如十二生肖图纹就在两个“单垂符”之间；有时又会出现一个“双垂符”，据白马道士说，出现这个符号就表明上一排相关联图纹就结束了，这个结束点并不一定会出现在木棍的末端，往往是出现在一排中间的某个位置。这也说明巴色每排相关联图纹的起始位置并不一定在木棍的两端。每当上一排有内在关联的图纹结束时，下一排开始前，又会出现“双垂符”和一个藏文，藏文的意思就代表即将开始的一排图纹是用来干什么或是献给哪个神的。最后在巴色第六面结束时也用一个“双垂符”表示“全文”结束。

巴色的第一排除了上一段提到的符号和藏文外还刻有朵玛、树木、箭、喇嘛常用法器、圆花、雄狮、野猪、龙、黑熊、母鸡、公鸡、 “外斗” （藏文音译，意思是放在上头或放在下头）。如图：

第二排刻有山神（用一个组合的植物形象代替）、一个未解符号、人、箭、旗子、鸟、土地神（人首蛇身，白马人认为土地神善于变化成蛇或青蛙，笔者认为这个形象很象神话中的女娲、伏羲）、鸡、山羊、绵羊、门神、“俄车”（藏文音译，表示献给某个山神，同时又代表第三排开头）、三个几何符号、箭、朵玛、鸡。如图：

第三排刻有山羊、绵羊、狗、朵玛、“尼以”（藏文音译，表示上两排都结束了；以“双垂符”和藏文为标志来计算应该是上三排结束，但白马道士说这三排其实只是有联系的两个内容，所以只能算是两排。）、蛇、圆花、土地神、箭、四个未解符号（推测是喇嘛做法事的工具）、青蛙、“凿斗”（藏文音译，意思是做一天一夜法事后用这个符号驱邪驱鬼）、阎王（一个组合体：两个站立的动物顶着一棵树，树巅是一个鸡头）、一个躺着的人身上长出一颗树（表明鬼被打死了）、一个动物背上长出一颗树（表明动物变成鬼）。如图：

第四排刻有一个动物驮着一颗树（表明鬼在变化）、朵玛、山羊、绵羊、四个未解符号（推测喇嘛做法事的工具）、圆花、雄狮、黑熊、龙、母鸡、人、人骑鸡、人骑马、人骑牛、山羊、绵羊、鸡公、马、牛、鸡公。如图：

第五排刻有人骑马、男人、女人、朵玛（一大一小，两种不同类型）、人骑牛、人骑马、蛇、娃、“得解”（藏文音译，意思尚不清楚）、人骑马、人骑鸡、太阳、月亮、四个未解符号（推测是喇嘛的法器）、圆花、六种不同动物（狮、野猪、黑熊、龙、公鸡、母鸡）、三个人。如图：

 第六面刻有四种驱邪工具、人、人骑牛、人骑马、人、山羊、绵羊、人骑雄狮、人骑野猪、人骑龙、人骑黑熊、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人骑马、人骑牛、蛇、蛙。如图：

经笔者统计，巴色每一排都有30个左右的图像符号，总共有180个左右。在一根长不过一尺多的木棍上竟然包含着数量如此众多，内容如此丰富的图纹，实在令人惊叹。包括他们所塑造的人、神、鬼世界，居住的自然环境，以及生活中常用的工具（箭）、饲养的家畜、打猎的对象（熊、虎），还有想象中的龙，等等，从而构建起一个内容丰富完整、层次多样的远古时期白马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   

具体分析这些图纹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巴色既受到苯教思想的影响又体现出白马地域宗教文化的特征。其次，从图纹来分析，巴色中的鬼多与植物相关联，如躺下的人身上长出一棵树就表示鬼被打死了；阎王的形象是两个动物顶着一棵树，树颠是一个鸡头；动物背上驮着一棵树就表明鬼正在变化。人、动物与植物之间相互转化的这种自然现象正好体现出白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态度，以及认为生命不会消失而是能相互转化的生死观念。第三，巴色中鸡的形象鲜明。图纹中多次出现鸡，还分公鸡和母鸡，造型夸张而又生动，甚至阎王头部就是一个鸡头，这也说明鸡在白马人宗教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与白马人头插白鸡毛以及神话传说中鸡曾救过这个民族的故事相呼应。白马人每年祭祀山神或土地神神时，在成排的朵玛中间都要插上一只较其他朵玛要大出两三倍用剪纸做的朵玛鸡作为主贡品。第四，与朵玛班丹和达巴法棍相比较，三者都将人骑动物图像称为神，一种说法是人骑动物代表天神；还有一种说法来自苯教教义，人死后要骑上马才能跨过许多沟沟坎坎，到达祖先居住的地方。另外，三者都有蛙、蛇图纹，表明生殖崇拜和性崇拜观念在原始宗教中是普遍存在的。白马人还认为土地神最爱变成青蛙和蛇，白马人的土地神本身就是人首蛇身图纹也可以成为佐证。另外，“箭”纹也多次出现，箭既是一种武器，在苯教中，箭还可以用来占卜，后来演变成能驱邪镇鬼的朵玛符号。第五，白马道士塔若的巴色上有四个动物头人身的图纹，他们手舞足蹈、动作夸张，好似头戴面具起舞的人，笔者推测可能是白马早期的面具傩舞在巴色上的反映，白马藏族的面具舞应该在巴色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由此可见，白马地区在接受苯教思想和朵玛班丹法器后，又逐渐融入白马本土原始宗教思想和图纹，最终发展形成具有白马地域宗教文化特点的巴色法器。

2.巴色的宗教祭祀功能

巴色作为白马道士最重要的法器之一，具有祭祀祖先、神鬼，驱魔镇邪的功能。巴色还被白马道士称为“师傅”，说没有巴色就没有办法做法事，每次做法事时都是先用巴色印制朵玛贡品，再念经书；在跳朝盖过程中，也是往往跳上一段时间就扔一个朵玛，分别向东西南北几个不同方向扔，表明将不同方位的鬼都撵走了，此时朵玛又成为打鬼的法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白马道士为病人念经驱魔时，当白马道士念上一段时间经文后就会扔掉一个朵玛，被扔掉的朵玛就表示将病人身上的邪气撵走了。可见，巴色既是一个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是联系沟通道士与神鬼之间的纽带和法器。

巴色不仅可以直接用来印制朵玛面偶，用作法事，还可以做为具有祭祀功能的剪纸表现的图样，以剪纸的方式来承载保佑平安，发挥驱鬼镇邪的功用。如敬山神制作的剪纸组合体“偶”又称 “霞道”，就是参照巴色上的图纹符号来制作的。另外，依照巴色上的动物形象剪纸贴在牲畜圈上，可保家畜兴旺健康。这类剪纸内容往往由三部分组成，上部是各种牛、羊、鸡图样反复出现，中下部分就是以圆花图案为基础的二方连续图样（圆花被认为是象征水草丰茂，牛羊有足够的食物），最下面一排是一些几何图形。

白马人对待巴色的态度更多不是追求审美需求，而是出于一种求生、求平安的现实功利目的，巴色成为联系神、人、鬼的工具，通过它以获得更多的现实利益。

3.巴色的传承演变

巴色与经书的结合使用，是贯注在祭祀活动过程中的灵魂，而跳朝盖是将这种精神物态化，是载体，是对宗教精神的演绎。白马藏族虽受到苯教宗教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苯教的经书、法器，以及部分宗教仪规，但却没有白马人出家当喇嘛，没有稳定下来的寺庙（很久以前曾有过白马人出家当喇嘛，白马地区也曾出现过喇嘛庙，但后来都消失了），说明当时强大的吐蕃政权并未真正统治白马藏区（从曾维益《唐代吐蕃东进  龙州未被占领》一文中可以得到佐证。此文收于《白马藏族研究文集》一书），但随军而来的苯教僧人深入到白马地区传教也符合宗教需要传播的自然规律，但由于缺乏政权统治的支撑，这种传教是无法持续、是不能彻底的。因此，白马人在吸收部分苯教观念的情况下，仍保持了本部落传统的原始宗教活动，并将二者逐渐融合。再加上中央政权在平武长期设有地方政权机构，内地的道教也随之发展渗透到白马地区，对白马原始宗教也产生了影响（白马巫师自称道士就是一例），从而发展成为今天所能见到的白马宗教祭祀活动现状。虽然受到汉藏两大文化体系的影响，但白马人仍完整保存了自身的原始宗教信仰并流传下来。

白马沟里最大的寨子呃里寨的道士塔若，是目前能读藏文经书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我曾经采访过他，他说只能读懂很少部分经文的意思，绝大部分经文只会拼读，但不明白其中意思，这一现象也间接反映了苯教或藏传佛教未能对白马藏区形成持续有效影响，以至后来专门从事宗教祭祀的白马道士在缺乏藏文化母体文化滋养的情况下，导致已传入白马地区的苯教文化在一代代白马道士的传承过程中不断消亡、流失、遗忘，以至于出现文化传承上的误差和错误，这也体现在对经书的誊写上和巴色中藏文字体的照猫画虎似的误抄误刻，甚至刻错，其自身仍浑然不觉（笔者曾向若而盖和阿坝县的苯教寺院高僧请教过巴色上的藏文，他们都说那些文字刻错了，根据他们推测，那些藏文的意思大概是献给某某山神或某某神的意思，这和白马道士对这些藏文的解释基本相同。这种误抄误刻，甚至刻错的情况在藏族的玛尼石刻中也时有出现，一些刻字工甚至不认识藏文，照着稿子刻有时就会出差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藏文文字符号的使用没有必需感，不仅在生活中，即使祭祀中也是如此，藏文在白马人日常生活中并不通用，甚至无关紧要，与白马人现实生活失去关联性。也正因为语言的障碍，白马人无法与藏区宗教保持顺畅交流的情况下，使得白马人的原始宗教得以顺利保存下来。就从巴色来说，更大可能性是原始苯教仪式在白马藏区得到较好保存流传。

三、巴色的造型审美

白马人的宗教艺术观在巴色法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一尺多长、不足方寸宽的木棍上，雕刻下一个个造型生动、狞历粗犷的图像符号，充分涵盖了白马人的生活世界和宗教领域，也充分展现出白马人的宗教艺术审美观。

1.雕刻技法浅析

刀刻木石是原始时期人类就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手段，雕刻也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并发展演化为民间艺术中的一大门类。在白马地区并没有专门的雕刻艺人，多是一些民间艺人在生产闲暇之余做一些木雕，有的连师傅都没有，全靠自学，工具也相当简陋。而平武白马地区的雕刻艺术主要体现在木刻面具和巴色法器的雕刻。刻工们在雕刻巴色时对木料的使用很是讲究，多选用杜鹃木，杜鹃木木质紧密，坚实细腻，经高度抛光后适合精雕细刻，又有不变形、不开裂、耐磨损的特点。待木质干透后，将其加工成一尺多长的六面体木棍，再依照以前的巴色图样将稿子画在木棍上，然后用极简易的刻刀，顺着图样的线纹开始雕刻，一律采用阴刻手法，用刀讲究起伏顿挫，轻重缓急，而且刀法简练，敢于创新，却又意想不到的保留了巴色图文那古朴、稚拙的艺术特点和巴色的原始面貌。雕刻师傅在雕刻过程中，既不能删改，也不能重复刻画，因此要能沉心静气，挥刀向木时手腕与刻刀要能和谐配合，雕刻的线条感肯定而又明确，形象简练而又生动。

2.巴色造型的形式美

巴色造型与白马人尊崇“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始终相吻合，既是白马人宗教观的载体，又是对各种祭祀活动的具体阐释，在不同的祭祀场合使用哪些巴色的图文符号，都是有严格讲究，这种宗教观念和习俗的稳定性使得巴色能始终保持其原始的符号体系和稳定的图文造型，这也是我们今天仍能从巴色图纹造型上感受到那古朴稚拙、简洁精炼而又厚重的审美感，被那一个个生猛而又充满动感的人物、动物造型所震撼、所激动。那些图纹形象或具象或抽象，各具情态，生动有趣，将符号的宗教性与图形的趣味性都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同时又便于携带，方便使用，将其实用性也充分融合进来，在那不足方寸大的一个个图像里涌动着原始的粗犷和狞历，流露出原初的生命活力和喷涌的激情。

当然，巴色的产生并不是刻工们表现个人审美观念的艺术作品，而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已受着白马人原始宗教观的影响和宗教仪式的制约，一些图文形象虽然怪诞夸张、神秘悠远，但在刻工们的刀下也不能主观臆造，而是有确定的图像图纹范本，他们的创造性十分明确，就为了现实的功用，这也是历经岁月长河我们还能见到巴色法器的内在动因，也才能感受到那一个个生动的图纹，这也是白马人祖祖辈辈沉淀下来的艺术模式和审美理想。

巴色图纹的造型方式多样，既有大小、曲直、方圆的对比协调，又有意向化的表现和抽象几何纹的结合，穿插的间隔符号使得一个个的图纹在紧凑排列的过程中还能产生出节奏感、韵律感。

巴色那一个个激情涌动、强烈而又奔放的图纹形象与白马人的宗教、生活息息相关，在实现其宗教祭祀功能和现实社会需求的同时又以其造型的简练概括、古拙率真，刀法的凌厉、畅快和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而具有审美的愉悦感。

四、结 语

巴色以其简练概括的造型、生动传神而又丰富多样的图象将宗教性、实用性与趣味性做了完美结合，巴色的演变与发展对建构白马人的宗教观念、信仰体系和仪式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凌立,拉都.吉祥密码(下)[M],山月文化有限公司,2007年7月.P79

②杨学政,萧霁虹.苯教文化之旅[M],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三月修订.p42

参考文献

[1] 杨学政,萧霁虹.苯教文化之旅[M],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三月修订.

[2] 凌立,拉都.吉祥密码(下)[M],山月文化有限公司,2007年7月.

[3] 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M],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10.

[4] 曾维益.白马藏族研究文集[M],四川省民族研究所,2002年7月.

作者简介：冯作辉，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白马人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