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马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民俗风情的少数民族，陇南白马藏族民间美术内容涵盖于民间信仰、生活、节日、娱乐等民族民间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形式上更多的保留了原生态文化性质。陇南白马藏族民间美术创作和展示的受本民族生活模式、语言、行为和心理等文化语境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符号语言体系。自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的近百年间，陇南白马藏族的民间美术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现代艺术相融合，美术民间美术品逐渐商品化，并在传统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

关键词：白马藏族 民间美术 文化语境 当代变迁

引 言

白马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民俗风情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和四川省平武县，以及九寨沟县(原南坪县)、松藩县等两省的交界处，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2万多人。分布区域呈现出小聚居、大杂居和交错居住的状态，其中文县铁楼藏族乡和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是最大的居住乡，其余都是大分散、小集中于一个村或一个社。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白马藏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以及民族民间艺术。

正是因为这种与众不同的原生态的生活与文化习俗，使陇南白马藏族文化成为罕见的民族民俗文化大观园和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白马藏族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直到本世纪初，受四川平武、九寨沟白马民俗旅游文化的影响，陇南白马文化才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

从2009年开始，陇南市政协组织陇南白马藏族民俗文化研究会邀请以陇南师专专业教师为主的专家学者，多次深入部分白马藏族村寨，采集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资料，整理编辑并于今年9月出版了《陇南市政协白马藏族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包括《故事卷》、《服饰卷》、《歌曲卷》、《舞蹈卷》、《语言卷》共五卷。）全书通过第一手资料充分展示了陇南白马藏族民俗风情及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生活及民俗文化气息。对抢救和保护陇南地方文化、少数民族和民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挖掘、整理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是由于现代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快速发展，白马藏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在急剧的消亡。面对这种状况，各级政府和专家学者积极的商讨对策，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一古老的民族民间文化较为完整的保留下来。民间美术作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态，不单单是一个静态的艺术物化传统，首先是以群体之人的传承创造、生存（生活）使用为主的活态文化传统。研究和保护白马藏族民间文化，必须从民间非文字形式表现传承下来的活态文化入手。

一、白马藏族民间美术概述

陇南白马藏族主要分布于文县铁楼乡以及石鸡坝乡的民堡沟等地，世代居住在山白马河两岸地势险峻的高山峻岭之中——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其民间信仰、生活习俗与周边区域的民族有很大差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反而使当地的白马藏族人保留了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和生活于四川平武的白马藏族相比，陇南白马藏族的民间美术文化更多的保留了其特有的民族风貌。

白马藏族的民间美术文化主要包括民间建筑、家具、服饰、面具等，涵盖于民间信仰、生活、节日、娱乐等民族民间文化的每一个角落。陇南白马藏族世代居住在白马河流域的高山之上，山高林密、江河纵横、地势险峻、交通闭塞；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地理位置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和村落布局独具特色。由于白马藏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有的技艺全凭师傅的口传心授，因而其民间美术文化更具活态性。

白马藏族多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分布，几十户人家便是一个白马藏族的村落，绝少有外族人居住。在这种状态下，白马藏族的建筑一般不设置院落，单排盖一处房屋。从现存的建筑来看，每一栋房屋间隔为四到六间，内部结构为穿斗式二层木楼结构，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门窗、栏杆处有精致的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装饰图案。屋顶的屋瓦是砍劈而成的一块一块长方形的木板，鱼鳞状铺到屋顶，木板的两端均有大石，以防止被大风吹掉，白马藏族人称之为“榻板房”，板屋土墙形式的“榻板房”至今还是白马藏人住屋的一大特色。

“榻板房”内最显眼的地方是神柜，神柜是祖先神灵的所在地，因而对于白马藏族来说显得十分庄严神圣。雕饰最为繁密精致的便是神柜。神柜是长约5——7米，高约1.2米长方体，用竖档格成等量的间隔，在高约1米的地方用横格挡隔开，上方格挡中雕饰有花卉或飞禽走兽的图案。

由于相对处于聚居状态，白马藏族的每一个村落大多有一处极具特色的院落建筑，这处院落和周边板房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本村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所在，院落显得小巧精致，板屋土墙屋顶覆瓦，起脊瓦兽，堂屋为最高大的建筑，两侧厢房低于堂屋，和堂屋相对的是大门，无倒厅，这可能与白马藏族部落文化有着极大地联系。

服饰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皇清职贡图》记载：白马人服饰“男帽插鸡翎……番妇以布抹额，杂缀珠石，衣五色褐布缘边衣”，陇南白马藏族的服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白马藏族日常服饰中，最常见的色彩为青色、白色、红色和绛色。特别是白色，与其纪念白鸡救命的传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黑、白两色在许多场合都象征不祥，而在白马藏族的风俗理念当中，白色沙嘎帽是纯洁、高尚、勇武、果敢的象征。特别是男子头戴“沙嘎帽”身穿白色半长粗布衫，宽腰大裆裤子，腰系黑色“毛腰带”，腿扎“毛缠”（裹腿），足登麻鞋；身挎腰刀、火药袋，肩扛猎枪。——这是男子的日常服饰，是他们最典型、最英武的打扮。白马人的这些服装特点与史料记载氐人“种桑麻”、“尚青绛”、“俗能织布”、“著衽露”的习俗是吻合的。

白马藏族日常生活中依据季节和场合的不同来进行着装，在自己的节日里，白马女性头戴黑色小帽，缠饰有鱼骨牌、珠子和红丝线的黑色头帕，身穿百褶裙（一般为24褶喻二十四节气），胸佩鱼骨牌，外套坎肩，腰系吊裙，足登绣花鞋。饰品有耳坠、手镯、针线包、钱袋、烟荷包等。

白马藏族人最明显的标志是男女头上都戴有一顶盘形荷叶边的白毡帽，白羊毛质地，上插白鸡翎。这种颇具特色的白毡帽，白马语称“沙嘎帽”。“沙嘎帽”每一个部位的图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帽檐前部用红色丝线绣成小三角形图案，并用鸡颈部色彩艳丽的羽毛装饰，意为鸡头。两边帽檐用红色丝线绣成扇形意为鸡翅，帽檐后部饰以“个”字形图案吊彩色丝线，意为鸡爪和鸡尾。在白马语中，鸡称为“协（音译）”，白马藏族对鸡的崇拜是源于美丽的传说，是其族群认同的典型符号。

无论服饰图案中的线条、色彩还是整体的造型，白马藏族民间美术保留着一种和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原发性，带有很大成分的生活原型的特点。“它远比其它艺术更靠近现实生活，在内容上民间美术往往贴近于生产和日常生活情景；保持着清新质朴的审美意趣”[1]。从相关的历史遗存资料来看，白马藏族民间美术的图案符号与周边区域的藏族和汉族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异。白马藏族世代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以农耕和狩猎为生，因而男子服饰相对于藏族服饰来说显得短而窄小，装饰简洁明快，便于在山间活动。白马藏族妇女日常服饰多为蓝色长袍，仅在袖口、领口处施以简单的图案。

除此之外，其建筑、服饰、日常生活用品、祭祀物品均受周边汉族和藏族风俗的影响，风格更加多样化，显示出民族民间文化的借鉴与包容性。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间美术创作和展示的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习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众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办。二是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

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类就已开始使用图形符号来传情达意，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样（如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画刻符都记载下人类最初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理解，以及他们内心的崇拜与希望。

太阳、月亮、星星的变形图案，是白马藏族服饰最典型、最常见的图案符号。一直到今天，“池哥昼”面具中的额头为日、月、星浮雕装饰图案。服饰中的“太阳”、“月亮”、“星星”、“鱼”等图案仍然是每一个白马藏族最喜爱、最崇尚的图案。“太阳”和“月亮”纹饰及其他们的复合体正是体现了白马人自然的敬畏之情以及所谓“披星戴月”而引申出的子孙繁衍的理念，是白马人生殖崇拜和祭天仪式的原始符号，构成了复合的白马服饰符号文化体系。而这些符号语言形式，是白马藏族几千年来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的。民间美术是民间艺术的特殊符号体系，在这些符号体系上，我们会读到与之相关的民族民间的历史、宗教和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特征。

民族民间美术的表现形式并非是单纯的“陈列”，而是活态的表演，即依附于民间民俗活动才有其价值和意义。白马藏族的民间美术，同其他民族艺术一样，是民间固有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下的创造，它不仅是美的欣赏品，也是民间文化的体现，是民间文化心理和文化面貌的标志。

白马藏族男子的沙嘎帽、妇女美丽的百褶裙、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具”只有在白马藏族隆重的节日里才能出呈现于隆重的民间仪式当中。他们认为天左右着风雨、雷电、雪雹等自然现象，土地是人们生存的根基，太阳给人以温暖，水滋养着万物，火可以取暖和向人们提供熟食品。这些神向人所降之灾是没有选择的，反之对人的恩赐、好处是共同的，因此崇拜天、地、日、火、水等自然神，白马藏族“池哥昼”面具舞和“十二相”面具舞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由以上的具体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民间艺术品与民俗之间具有很紧密的联系，二者之间是不可分的。

民间美术往往依附于民间民俗活动，有着特定的时间、地点。白马藏族的“池哥”“池母”神属于寨神的范畴，其地位略高于祖先神，无论“池哥昼”表演开始还是结束，须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请“神”，只有“神”才又权力使面具活起来。表演结束后后“池哥昼”面具由“会首”统一保管，除非重大的节日“池哥昼”面具是不能轻易露面的。

民间美术文化的展现，必须置于特定的地域环境中，才能赋予应有的民俗意义。每年正月的“池哥昼”，是白马藏族人最欢乐、最隆重的节日，是白马藏族从先祖的信仰和崇拜里继承至今的一种民族舞蹈。在这里，“池哥”，意为变幻男相。“池母”意为变幻女相，象征着他们对先人达嘎的儿子们的尊崇和纪念。白马藏族是一个以农耕和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他们的许多民俗仪式与生活息息相关，体现了这个独特民族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

在“池哥昼”仪式当中，无论是男相的“池哥”、还是女相的“池母”，以及“猴子”等所有的舞者其扮演者均为青年男子，显得神圣而庄重。“池哥昼”既原始古朴，粗犷豪放，又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和浓郁的娱乐色彩，是集“舞、歌、乐”为一体的民族民间艺术。清晨起来，舞队集聚村头，随着三眼铳(自制火炮)或火枪对空鸣响，锣鼓骤然响起，池哥昼开始起歌。每到一村，伴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全村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紧随其后，欢快无比，绕村一周后，依次挨家挨户地欢跳。每到一家，炮手对空鸣炮，以示舞队来到。此时主人家会鞭炮相迎。高山的蓝天白云下，铿锵的锣鼓、震天的炮声、缭绕的香烟、“池哥”飞舞的牦牛尾拂尘，造就了神秘而隆重的民俗表演环境，他们驱秽除魔，呼唤着来年的吉祥。

人类社会生活中，个体的生物本能在群体中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无论是肉体行为压抑，还是心理压抑，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宣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满足的种种需求，往往在民俗中得到某种补偿「2」。

民间美术被赋予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些必须在特定的环境之中，诸如：劳动的环境、节日的环境、祭祀的环境、爱情的环境等。在这些特定的环境之中，民间艺术家在絮絮叨叨的说教中，在满腔的热忱或悲愤中完成他的创作。白马藏族的服饰制作带有强烈的感情交流，母亲要在儿女出嫁之时亲手制作一套美丽细腻“百褶裙”送给女儿，如此世代相传。美丽的服饰是母亲送给女儿的嫁妆、饱含着母亲对女儿的关怀和希冀。

民间艺术文化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情感的延续，人类创造了文化，目的是为了享用它。人必须在适当的时间进行适当的娱乐活动，休息体力，调剂精神，享受劳动成果，进行求偶、社交等活动。恩格斯在谈到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时曾说：“民间故事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籍，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贫瘠的田地变为馥郁的花园。”

三、白马藏族民间美术创作与展示的当代变迁

自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的近百年间，陇南白马藏族的民间美术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现代艺术相融合，美术民间美术品逐渐商品化，并在传统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

在我们相关的调查当中，不难发现白马藏族民间美术文化自上世纪初开始就已经有较大的变迁。以建筑为例，现存白马藏族村落中约有百年历史的一处古老房屋，在其雕饰上采取了龙形脊兽的形象，显然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日常的服饰中，与汉族相近的大襟长袍与马褂也频频出现。在遗存的白马藏族妇女服饰中，有一件在袖口饰有弹琴、游玩人物等内容图案的短衫，其质地为精美的丝绸，从人物造型来看具有同时期人物画的造型特点。这个阶段装饰工艺细致精美，图案色彩明快格式相对稳定，民族特征鲜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白马藏族的民间美术受反复的政治运动和和特殊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传统的白马民间美术符号语言淡出了人们的事业，无论在质地还是装饰上显得简洁而单一。家具上本民族特有的装饰风格不复再现，麻布、褐子（羊毛织物）服饰衣料被棉布、咔叽所代替，服饰图案简化成为简单的长条形色块。改革开放以后，是白马藏族民间美术民族特色复苏阶段，这个时期，老一代的白马艺人在新的材料上将并民族传统的图式重新装扮，精美、繁密、细致的刺绣再一次出现在毛料、呢子、丝绸等为质地的服饰之上，建筑、家具、生活用品、祭祀物件又一次被重新翻制。

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白马藏族”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正在迅速改变——本民族语言词汇逐渐消失、外来语言（主要是汉语词汇的音译）逐渐增多，服装的制作工艺也由纯手工制作转向自动化与半自动化，其装饰也越来越简单，原先繁密精致的手绘和手绣图案显得极为珍贵；民间建筑也由具有鲜明风格的土木结构的角楼统一为千篇一律的现代砖房。这些独特的符号语言（主要包括服饰、建筑、舞蹈等）正在逐渐同化，失去了原有的神韵，民间美术的地域性特征和语言特质逐步减弱。

生活的富足、交通的便利、观念的更新使许多白马藏族，特别是年轻一代走出了世代居住的寂静大山，步入了沿海城市的喧嚣之中。他们穿着最时尚的服饰，“网吧”、“KTV”成为他们情感交流的最理想场所；原来在日常生活中所穿的土布短装、所戴的精美头饰逐渐消失了；民俗活动的节日愈来愈少、“池哥昼”程序愈来愈简化、场地愈来愈狭窄。青年人已不再穿本民族的衣服、不说本民族的语言，不再参加本民族的活动，这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加剧。

民间艺人的老龄化，年轻的白马藏族人不愿继承本民族的传统衣钵，使得白马藏族特有的民间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民间美术的符号化语言逐步正在断层和消亡。正如冯骥才所言：“曾经代表我们民族生存形态的东西已经黯然消逝……无数的民间老艺人在无声无息地逝去，作为文化的携带者，他们的走，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的断绝!”。

当白马少年怀揣着梦想走出大山的时候，一个曾经具有主导地位的庞大创作主体群，也正在边缘化、老龄化、孤独化趋势中，走向暮色的深处。

四、结语

近年来一种感性的、多元的、生活的审美观念以其大众性、娱乐性、商业性迅速为人们接受，并融入到生活中。这种状况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改变了艺术、审美的状况，并使其发生了观念性的变迁。正是这种审美意识的转变，使得大众文化走入低俗的误区，甚至成为低俗的代名词。大众文化的喧嚣，压倒和淹没了其他文化种类的声音。然而这并不能代表民间文化的兴旺，恰恰相反，它取代和压抑了民间文化，使得民间艺术的断层现象在不断地加剧，民间美术所承载的特定的文化特征在逐步减弱或消逝，而这也正是导致民间美术缺乏整体生机的最直接的原因。

如果我们研究民间美术，将它从整体的民间文化中抽出，仅仅进行单一的视角的研究，路子必然会愈来愈窄。只有把民间美术放入民间文化的范畴 进行总体研究，才能进入深层，扩展新领域，才能充分显现其意义与价值[3]。保护、继承与开发民族民间文化，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保护的真实性、民族性，继承的历史性、活态性，开发的延续性、时代性。只有这样，民族民间文化的独特性才不会被同化，也只有这样民间艺术才能长久的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袁浩鑫.俗中见雅——中国民间美术艺术特征浅论[J].电影评介,2007(8).

「2」李泽厚.美学三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p227.

「3」张紫晨.民间美术与民俗文化 [J].装饰,1988(4).

作者简介

刘吉平（1970.10—），男，甘肃礼县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水彩画教学、艺术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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